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利用等权重的办法对每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复合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这一变量,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进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回归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务农经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于市民化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因素,如打工期间是否与家人同住、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认知层面的自评经济状况好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是影响其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西北四省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城市青年的态度和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此外,婚姻状况、月储蓄、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和原住地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的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市生活体验、社区参与程度、相对剥夺感对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感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表现出高标准和多元化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择偶标准高于女性;家庭背景对择偶标准的影响在减弱;流动经历、城市融人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但大众传媒却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区域差异研究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0%以上,务工地点分布广泛。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其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因素也各有特点。本研究基于4 268份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调查问卷,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建立其收入的影响因素模型,检验异方差问题,选择最优的回归方式以检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差距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中间位置。在相对区域差异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差距比较大,其次为东北和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东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到务工年限和拓展性人力资本的影响,西部地区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主要受到除学历外的基础性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技能数起到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主要受拜年人数及外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而东北地区则主要受拜年人数及本地同学亲友数目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村适应困境与未来发展走向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乡村适应困境主要包括乡村经济适应、政治适应、文化适应、社会适应和自身婚姻选择方面的障碍。由此,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顺利回归乡村,出现了乡村建设的＂荒凉化＂、带来乡镇扩张的＂无序化＂,理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宁波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主体视角下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凶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丁的城市融人,缩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不同,分析婚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从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以及婚恋影响因素等三个侧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特点。同时把个人背景与流动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以宁夏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受到各种限制,以至于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本文对宁夏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测度,针对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提出对策以促进农民工群体向市民化转变。     

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保障研究

城市农民工是城市人口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城市人口,他们处于一定的弱势地位。城市农民工的工作权、受教育权等常常受到侵害,亟待维护。要真正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就要改变现有观念,调整现行政策,完善法治建设,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     

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发展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确是需要进行理论讨论、百家争鸣,形成社会共识的一个新理念。文章从中国人口大流动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关系切入,提出如何实现几亿农民工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如何迎接未来几亿农村人口快速进入城镇就业、生活,并保持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政府面临的艰巨考验。文章分析北京市控制外来人口规模屡屡受挫的困惑,论述了转变城市人口发展理念的意义。主张城市政府应从被动的人口规模控制转向主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发展目标,转向积极的社会制度创新,正视新移民存在的客观事实,突破城市建设、管理以本地户籍人口为规划依据的思维定式,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进而从客观上实现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可操作性、实效性,实现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均衡发展。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

文章利用2010年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外来工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按照年龄及少年儿童时期有无流动或留守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界定出深受父母乡-城流动和外出打工影响的第二代农民工,并对他们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现状与流动或留守经历高度关联,他们更可能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同时,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并未使第二代农民工获益,并未提升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对此,本文建议继续密切关注流动和留守儿童;并且,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要关注有过流动或留守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另外,建立对流动和留守儿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资料搜集系统。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文章利用2011年"安徽省返乡农民工再就业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个人特质因素、流动因素、能力素质因素及家庭因素的不同方面都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重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男性相对于女性、主动返乡者相对于被动返乡者返乡后更容易就业;45岁以下的青壮年返乡后就业的概率较大;受教育程度越高、返乡后接受过有针对性培训的农民工就业的概率更大;外出务工期间具有个体经营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后更容易就业;基于发展型目的外出务工人员由于他们有更高的需求,返乡后就业概率较小;家庭规模较小、生活水平较好的农民工返乡后更容易就业。     

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社会融入的障碍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逐渐成为一个规模日益庞大的独特社会群体。在现行制度体制下,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入面临着体制性、经济性和其自身方面的障碍,并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社会融入问题,作为一个综合性问题,并不是通过某一项制度或某一方面政策的改革所能解决的,需要全面推动制度改革与创新、有效推行各项社会经济政策与措施来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需求特征与政策回应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事关我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形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现状、需求特征和住房意愿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居住拥挤、条件简陋、教育医疗配套少,住房问题十分严峻。文章最后从户籍制度调整、阶梯型住房政策以及建立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对策。     

西部城市农民工双重社会适应研究——基于重庆的问卷调查

论文通过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重庆市农民工城市和农村社会适应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农民工城乡社会适应水平都不高,城市职业适应和生活适应高于农村,农村文化适应比城市文化适应更好。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教育程度、收入、打工时间、和配偶一起打工、社会剥夺感、政府帮助等对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不同方面有显著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