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学语义下中国古小说特征分析

在古小说起源研究中的诸多学术观念存在起源绝对化的问题,原因是忽略了小说发生过程的研究."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古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其发生相通,故"采"对于古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古小说发生过程,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录也成为古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决定了古小说的民族特征及文化成因:内容上"博"、"杂";在结构上崇尚"小";创作时非正统心态.     

采：小说发生与古小说民族特征的文化成因

关于古小说起源的诸多学术观念存在起源绝对化的问题,原因是忽略了对小说发生过程的研究。“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古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其发生相通,故“采”对于古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古小说发生过程,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古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古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这决定了古小说的民族特征及文化成因：内容上“博”、“杂”;在结构上崇尚“小”;创作时持非正统心态。     

台静农戏曲小说研究的多维视野与质实学风——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十三

除了文学创作,台静农曾在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他是一位教育家,人目之为台湾国学界的＂祭酒＂;又是一名书法家,行草隶篆,无不精妙;还是古典文学研究者,重要著作论断创新,精微独到。目前学界对其关注,仍多是其早期小说创作、与＂五四＂巨子的关系、书艺成就及教育实绩,对其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戏曲小说研究的重视和利用程度皆不够。本文即以此为关照对象,为台氏戏曲小说研究著述辑目,梳理他学术方法的内在理路,总结其谨严质实学风的成因及对当下研究之启示。     

从孟子论伯夷、柳下惠等圣贤看其进退观

孟子认为,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分别代表了在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可谓＂以去为洁＂;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谓＂不以不去为不洁＂;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观点,去就于两君之间,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则为孟子所赞许。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进退观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孔子的主张。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也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     

墨侠精神的宗教学解读

墨家的核心学说和传播方式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墨侠是墨家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墨侠精神是墨侠的核心思想,墨侠精神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宗教化特征。在具有宗教倾向的组织架构中,＂巨子＂是墨侠团体的＂教主＂;墨侠精神的核心要义是对于墨家学说的践行,甚至具有宗教殉道主义色彩;在其践行＂教义＂的过程中,又奉行苦行的修行方式,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     

对《孝经》诉求儒家理想道德人格之考量——基于儒家理想道德人格视角剖析《孝经》的当代价值

作为论述孝道的典范之作的《孝经》,是儒家学派的扛鼎力作,其蕴含的义理亦体现为追求儒家理想道德人格范型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知＂＂情＂＂意＂和＂行＂四个方面。其内容分别是：道德认知——《孝经》中的＂孝为德本＂;道德情感——《孝经》中的＂敬亲博爱＂;道德意志——《孝经》的中＂扬名显亲＂;道德行为——《孝经》中的＂不骄、不乱、不争＂。     

蜀学之形神与风骨综论——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考察对象

＂巴蜀文化＂是华夏禹域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蜀学＂是巴蜀文化的灵魂与精华。蜀学的灵魂与精华,可以通过对儒释道三教、经史子集四部、文史哲三科的梳理而予以揭示,其重点体现于其思想与理论。大致而言,蜀学在哲学方面向有＂深玄之风＂,但又＂玄而不虚＂;在史学方面,特别注重＂文献之传＂,尤其重视＂通观明变＂;在文学方面,往往能开一代风气,且可表仪一时。蜀学之神韵与风骨,呈现为以下三端：经史为基,儒学为本;学风崇实,经世致用;融会贯通,赫然名家。未来蜀学之发展,应当继往而开来,即在＂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十二字上用力。     

《江淮雁斋读书志》简介

《江淮雁斋读书志》（徐雁著）于2010年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集分为＂文献史读解＂、＂古欢与陈香＂和＂旧书文化随扎＂三辑。收录有正月里来旧书香（1840-1948年）;从＂来薰阁＂到＂通学斋＂;     

葛洪“德”思想研究

葛洪作为魏晋时期道教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关于＂德＂的思想既表现出了同儒家德论传统之间的深厚渊源,也具有鲜明的道教思想特色。在伦理层面上,将＂立德＂视为人最可宝贵者,力倡＂仁明之德＂,同时基于道教长生成仙的主题主张＂明先仁后＂;在政治层面上,提出＂审威德所以保社稷＂,主张恩威并重、仁政礼法并举的德政论。     

论唐代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以唐代小说中的高力士为例

唐代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有关高力士的作品。在《高力士外传》中,高力士是一个见识深远、直言进谏的忠臣;在《松窗杂录》等一些杂事小说中,高力士却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奸佞小人。其形象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不但反映出作者对帝王的批判及对宦官专权的痛斥,也反映出唐代小说家关注现实政治、寻求治乱之道的历史意识。唐代小说家这一历史意识,集中表现在唐代出现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传奇作品和＂补史之阙＂的杂事小说集上,使唐代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史才＂特征。     

汉唐小说文体研究综述

目前学界对汉唐小说文体的研究,主要从史传、诗歌、辞赋等与小说之间的互渗,考察其概念的归属、源流、生成和演变的原因及规律。因对小说文体起源和影响小说文体因素的起源看法迥异,学界对汉唐小说的界义、文体的形成各有所见。同时,由于对汉唐小说中出现的所有文体缺乏详细的统计、分析,研究者对汉唐小说文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阶段性特点也尚未进行全面的描述和勾勒。     

论甲骨文“洹”字与殷墟布局

甲骨文字的研究,若能结合各种学科的资料,对于某些问题会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如商代地理的研究,除了研究甲骨文外,还必须结合考古发掘报告,才有可能厘清一些商代地理的问题,但也不一定能达成最终的结论,这篇文章也仅是提供一个说法。过去学者对于甲骨文＂洹＂字起源的研究,多将其形体解释为洹水的流向,然二者实无法结合。依据近年考古新发掘的资料,本文提出＂洹＂字字形来源实与殷墟布局有关的推论,并试图补证此说之可能性。     

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反腐倡廉教育要求实现标本兼治,既要突出完善预防措施,又要在制度建设、监督检查、作风建设上下功夫。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与蔓延。要从转变思想方式入手,由表及里深入浅出,管住＂头脑＂;要从完善体制机制入手,防微杜渐,权责对等,管住＂手脚＂;要从开展宣传教育入手,突出重点,标本兼治,管住＂内心＂;要从建设廉洁文化入手,注重养成,内外兼修,管住＂灵魂＂。     

“汩”之音义关系考——兼论古书混淆“汩”“汨”字形之误

＂汩＂与＂汨＂本不同字形,但由于都与水有关,又加上篆书隶变的原因,古籍多有混淆。＂汩＂之音有三：＂于笔切＂、＂古忽切＂、＂胡骨切＂。古代辞书中＂汩＂之音义搭配有时出现龃龉现象,原因是＂于笔切＂、＂古忽切＂、＂胡骨切＂三音实为一声之转,其最初读音为＂于笔切＂,最初的基本意义为＂治水＂,＂沉迷＂、＂疾行＂、＂水流＂、＂光洁貌＂、＂涌波＂等都是其引申的结果。汉语中,＂汩汩＂,同＂＂,表＂水流动的声音或样子＂,本应读＂于笔切＂,即＂yùyù＂,由于受俗音＂古忽切＂的影响,今音已约定俗成,读为＂ɡǔɡǔ＂。     

论纪昀的诗歌评点及其研究现状

纪昀评点了汉魏六朝至唐宋许多诗人诗作及唐人与清人的试律诗,用力极勤,用心极深。其评于诗歌的本旨、风格与技法等有深入细致的评论,于诗歌＂体格之变迁＂、＂宗派之异同＂与＂作者之得失＂也有辨析说明。纪昀的评点是宏观视野下的精细批评,不仅对研究他个人诗论具有重大价值,对古典诗歌的批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然而学界对纪昀评点诗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亟待加强。     

中国改革与“总体性”的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总体性”思想比较

思想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上个世纪8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所形成的＂视界融合＂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动力。＂总体性＂是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思想的方法论特色：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总体性＂出发,以之统摄万象,含纳无极,其意旨在＂精神＂;马克思使思辨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通过精神和市民社会的勾连而形成唯物史观的＂总体性＂,其特质在＂交往＂;而卢卡奇则通过黑格尔激活马克思,从而复活了辩证法的能动＂主体性＂,其意蕴在＂行动＂。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卢卡奇的＂总体性＂的思维方法,呈现出由＂精神＂而＂交往＂直到＂行动＂的辩证路向,而对这种路向进行比较的最大意义就是能再次为当前处于多元精神冲突中的改革困局提供思想上的点燃作用。     

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与审美

对于人的＂自由＂、＂自觉＂,马克思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的三重关系中作了考察与论述。即作为＂类存在＂的人在＂真正的生产＂中得到规定的＂自由＂、＂自觉＂;作为在生产发展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实际实现的＂自由＂、＂自觉＂;作为人对实践对象自身必然性的能动适应中获得的＂自由＂、＂自觉＂。三者分别揭示了＂自由＂、＂自觉＂的历史起点（历史根据）、历史形式和最高本质,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同时也显示了＂自由＂、＂自觉＂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始终处于具体历史的关系中;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把＂自由＂、＂自觉＂当做人和审美的＂本质＂,不仅倒置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也将人和审美等同了起来,使其变成为非现实的知性抽象品,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古小说之名义、界限及其文类特征——兼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古小说是指汉唐这一历史时段中的文言小说,它是汉唐社会、文化的产物和表现,其文类特征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而与宋元小说的面貌大不相同。古小说名义、界限的确立以及相关理论的提出,不但可以为文言小说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也可以由此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以西律中。以西律中的古代小说研究造成了古代小说概念和观念的混乱,并建构了一个不符合古代实际的小说史。古小说研究倡导一种还原和贴近历史的小说研究,希望遵从古人的小说概念和观念,重新建立符合古人小说观念和历史真实的古小说史和古代小说史。     

论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途径——“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的立论

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是社会学本土化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学方法在中国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还有出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现实考虑。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考察。＂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是探索社会学方法本土化途径：从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角度厘清、总结＂中国国情＂;通过＂过程展现的策略＂探索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是研究思路;创新是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的有效手段。     

中国古小说三音三义说

古今小说名同而实异,因此,我们既不应以今律古,也不应以古贱今。名实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探讨名实,既可以依实以定名,也可以循名以求实。古"小说"称名之义可从得音中求解。其名称有三音三义:一为"小说"(音shuì),指战国时期不关君国大事的辩说活动;一为"小说"(音yuè),指这种辩说活动产生的言说效果;一为"小说"(音shuō),指与这种辩说活动相关联的文字著述。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区别。因此,古人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小说"之名,应该根据其具体语境所指称的对象来确定,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