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的形式主义文学观

胡适的文学史观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但他并未将形式主义文学观贯彻到底.胡适的＂八不主义＂主张包含了对思想与情感的关注,在表达新文学的基本特征时,他提出了＂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的新文学建设目标,但也注意到新文学应是＂活的文学＂和＂有生命的文学＂.胡适文学史观的形式主义倾向及这一取向未能贯彻到底,与他接受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及文学审美本身乃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关系

学术与政治,是萦绕在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话题。作为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领袖,胡适的一生都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身陷季羡林所谓的"怪圈"之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文章联系胡适学术历程,从传统文化、现代哲学基础和身份认同等角度,对胡适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给予新颖而全面的解释与评价。     

1910—1917: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文学生活

从1910年8月到1917年6月,胡适留美七载,留下十七卷日记、札记。这七年是胡适文化观念形成的一个关键期。通过胡适日记里与文学相关的阅读、接受、交游、创作等记录,可以看出文学作为一种日常参与性的文化行为对他生活的影响和思想的塑造。胡适留美时阅读了大量古代典籍和西方作品,这让他能在文化差异性的对比中形成对传统资源的一种补充和反控,并内在地初步建立起他的审美判断力和历史批判力。胡适对于戏剧有偏爱,他阅读了不少剧本,也多次去剧院观看戏剧,这为其日后阐明"易卜生主义"等作了前期的准备。胡适在这一时期还有为数不少的翻译和创作,包括旧体诗和英文诗的写作,他反复思考诗体形式与诗意的内在关系。胡适有将诗词歌赋贯穿于交游和个人生活的文人积习,一面又不断实践,以期旧体诗词的体式在现代有所"进境",乃终与其后来的文学改良观与白话主张合于一辙。而其英文诗歌虽然带有不少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遗风,但也为胡适提供了一种新鲜的促其反观中国诗歌的经验。     

传承与断裂：梁启超与胡适思想之若干比较

梁启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从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话语方式的角度对两个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他们之间既有传承又有断裂,研究传统思想的嬗变与现代思想的兴起,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是一个远未穷尽的话题。     

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之路。钱穆以绵延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生命”,强调根植于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胡适则盛赞先秦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中古宗教的蒙昧成分,希望建立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后恢复理性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传统在钱、胡理论中分别是绵延与断裂的。钱穆又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要求世界各民族之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胡适追求的“现代”则是西方殊相发展出来的共相,他认为世界文化有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倾向于建立“普遍性”认同。可以说,二氏的两条现代化道路所致为一,其途则殊。     

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

郭淑新同志《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的新视角。胡适哲学思想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胡适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胡适系统介绍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对中国哲学史的真正意义在于经他改造而又中国化了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及对这一方法论的运用;继承并具体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冯契先生。     

胡适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

胡适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因倡导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开风气之先,成为我国摆脱封建旧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的开山宗师,享有盛誉。然而,他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往往被忽视。本文通过探讨胡适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发现胡适的翻译活动是其文学创作的先导,是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工具,从而阐明翻译的社会目的性。     

论胡适的文化解释学

胡适的文化(文献)解释学不仅提出了几种解释传统文化(文献)的方法,而且提出两种解释学的循环:文本本义与引申义的互动,用传统解释现代和用现代解释传统的互动。胡适科学解释方法新范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登场,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新途径:它预示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是对传统解释学的超越。     

海登·怀特与文学批评

海登·怀特是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也是位文学批评家。怀特首次将形式主义语言学引入到历史的分析和历史的叙述之中,引起了历史阐释模式的变革。一方面,他将历史叙述阐释为具有"文学性",历史与文学具有了多个方面的相似性,拆除了横亘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学科分界,使历史与文学走到了一起。另一方面,文学与历史之关系不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一种迥异的新"互文性"关系。怀特提出的后现代的历史叙述理论使他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也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考。     

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折使得文学理论获得了拓展 ,也遭遇了困惑 ,从而凸现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天然矛盾。这一矛盾来自文学与文化的差别 ,最终通向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歧异。首先 ,文学传统主要寄寓于文学文本之中 ,表现为文本形态 ;文化传统则主要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 ,表现为实际生活形态。其次 ,古往今来围绕着文学一直表现出建立学科范型的热情 ;文化却不仅不抱这种热情 ,相反地倒是反对生硬地进行学科设定的。再次 ,文学历来是作为象征符号、以象征形态间接参与社会历史 ;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实践活动、以现实形态直接介入社会历史。这种种歧异决定着文学与文化不能相互替代、有所偏废 ,文化将继续存在下去 ,文学也永远不会泯灭。文学研究也不会因文化研究的登堂入室而被废黜、被放逐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文学研究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