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青年毛泽东的体认、传承与超越

在论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坚守古代"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理念和传统,主动介入大众传媒,竭力彰显变法维新、民主共和等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忧国忧民、立志改造社会的青年毛泽东与近代资产阶级文人"办报论政"、"以报参政"的联系与区别.主要结论:青年毛泽东虽然受到近代资产阶级文人"文人论政"的浓重浸染,但在自觉意识、认识水平、价值取向等方面却明显超越了他们.     

情感唤醒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积极健康有益的情感传递、影响、共鸣,可称之为"情感唤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与"情感唤醒"这一功能的运用关系极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需要的教学情感表现在不仅要爱学生,而且更要爱所传授的科学理论.应该积极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情感养成的规律.     

论延安文人思想转变中的文化病症

1940年代以周扬、何其芳、丁玲等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实质上是政治权力话语以“政治”为支点、以“小资产阶级”为中介对于文人文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处置,同时也是文学知识分子话语以种种思想理路和复杂形态,“投降”、“改造”、“合流”于政治权力话语的过程和结果。但文人们所预想的思想转变的文学情形与史实演化所形成的结局却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延安文人的思想变化,不仅源于“政治”的外在压力,同时还植根于文人自身的心理情感。延安文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存在着显明的文化病症。     

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运用"情感共振"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情感共振"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对受教育者个人情感的把握和尊重,实现与施教者情感的充分一致性,从而达到施教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心情舒畅,对事物的认识是积极的,才能运用"情感共振"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是"情感共振"也不能以情代理.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人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东汉时期燕赵文人的思想文化特征

东汉时期以文仕儒生为代表的思想家当中,涿郡安平崔氏一门,出现了一批具有很深文学造诣的名士.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和为官之道中,体现了当时燕赵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文化特征,特别是崔骃、崔琦等人的"士节"思想、崔寔的爱民忧国意识等,彰显了燕赵文人在封建政治背景下,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反思与发展以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

一、重情感是思想政治工作产生实效的先导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人的任何认识和活动又都是在一定的情感支配下完成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是一种宣传教育,也是一种情感交流。有了情感共鸣,才能收到思想共识的效果。因此,重视情感交融是思想政治工作产生实效的先导。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群众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开放意识大大增强。他们思想比较解放,喜欢表白自己的观点,不欢迎无情乏味的"我说你听"的教育方式,对那些动辄就训人、批人的人尤为反感。做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坚持关心人、尊重人、信任人的原则,把群众当…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渔父"形象与古代文人心态剖析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渔父"形象,透过其形象,可以窥测出在中国文化熏染下的文人立身处世行为和林林总总的心态.简言之,"渔父"现象的背后,贯穿着文人出处进退两种世界观和生活态度的矛盾冲突.深究包裹在"渔父"形象中的文人心态对于深刻认识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心理,了解中国文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客观现实的态度、对人的生命价值和主体精神、人格品行的看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

唐朝包容,汉音胡乐中外文化交响共融,唐朝激扬,士人争去边塞建功立业,如此,就产生了边塞诗中独张一帜的音乐诗。这些音乐诗或描绘边塞征战场面,表现战斗的气势和护国卫家的思想;或表达浓重的反战情绪,抒写思乡之情和闺怨之念;或描摹边地风光,记录边地人情,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在泱泱唐诗大国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浅谈《诗经》卫诗中无“淫奔之诗”

宋人朱熹认为《诗经》的卫诗中有淫奔之诗。从"淫"的字义、淫诗说的提出,《诗经》的采编标准、教化功能、春秋时人的反应,以及卫地的风俗和卫诗作品本身等诸多因素分析,卫诗中虽有涉及爱情婚姻乃至男女私奔的诗歌,但并没有淫奔之诗。     

《钱注杜诗》和《读杜心解》阐释特色之比较

清代前期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运用传统阐释观念对杜诗进行阐释.前者力图考辨史实,批驳旧注,后者力图阐发杜甫的"蔼然忠厚之本心";前者侧重"知人论世",后者侧重"以意逆志".两者各有特色而又互补,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杜诗学.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清诗选》钱谦益《落叶》等四首注释辨正

在清诗为数不多的当代选注本中,黄寿祺等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清诗选》,是出版较早、质量较高、影响也较大的一种。书中很多篇目此前从未有人注释或解说过,颇具原创价值。但也正由于可供参考、借鉴的资料很少,注释、解说的难度甚大,其间不免有一些疏漏和失误。兹就其钱谦益《和盛集陶落叶》等四诗注释与解说中的疏误,加以辨正。     

论《古诗十九首》的怀乡意识

十九首的怀乡意识中潜藏着迷茫和苦闷,有欲归不能欲说还休的复杂况味。这种苦闷的怀乡意识所透露的,是汉末特定时代文人士子精神的痛苦迷茫与无所归依。事实上,他们不仅是一群远离故乡的游子,更是一群被时代放逐的游子。他们真正渴望回归的,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故闾”,更是一个可以安顿灵魂的处所,一个能够赋予自己生命价值与生命意义的精神家园。     

《全宋诗》重出误收甄辨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中存在一些重出误收的篇目,对其中数例加以甄辨,明确作品的真正归属,以供研究者参考.     

“诗言志”的现代诗学价值?

“诗言志”的思想是在上古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诗歌的理性总结。诗学史上对“诗言志”理论的理解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由重志到重情,再到情志并举,体现了古代“诗言志”思想发展的过程。“诗言志”在今天仍有积极的诗学价值：首先写诗要解决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问题。其次要清楚诗歌以什么来言志抒情,诗作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再次要懂得诗是神圣的,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最原初的质素,因此对诗歌要有敬畏感。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     

关于《芥川龙之介全集》中的汉诗研究——以大正4(1915)年为研究视角

芥川一生共作过34首汉诗,然而集中在大正4年所作的汉诗就有8首。芥川在自己创作汉诗之前对他所藏的汉诗集中的汉诗进行了仔细的研读,并且对部分诗集上的汉诗做了批注,文章根据芥川在他所藏的汉诗集上做的批注,并分析了大正4年的8首汉诗的创作特色及渊源。并且探索分析了大正4年的汉诗在芥川初期①文学的创作上所产生的影响和起到的作用。      

《全宋诗》标点正误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在标点方面有不少失误，该对其作了订正，并简要说明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