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到访延安的美国人及其“延安叙事”

基于现有的一些文献考证,抗战期间至少有95名美国人曾到访延安,或在延安工作过。这些美国人之后撰写过不少与其延安经历有关的工作报告、新闻报道和回忆录等。通过对这些延安叙事的梳理分析,可见他们对中共及其治下的延安边区的整体看法,以及为何对中共和延安政权产生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抗战期间美国人在延安的活动不但在中(共)美关系史上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也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内容。这些到访过延安的美国人在离开延安之后,其人生和工作的遭遇各有不同,如有的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冲击和迫害,有的则受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优待礼遇等。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中国古史分期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始终未形成定论。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开始反思并重新认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逐渐认识到五形态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对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质疑和否定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我们应不断反思,从而得到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学者对日本侵华理论的批判

抗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寻找其侵略行为的合理性,并提出了大东亚主义中国社会停滞论和中国社会外铄论等一系列侵华理论。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这不仅有力挫败了日本侵略者从文化上征服中国的企图,而且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朝鲜半岛的古史分期

朝鲜史是东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的历史发展与古代中国息息相关。了解朝鲜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史及东亚史,其作为独特区域的历史演进规律对于我们研究区域史和有关区域的其他问题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目前对朝鲜半岛古代史的重视程度,与其重要性及学术价值是不成正比的。为唤起学界对其的关注,本刊特意推出这一组有关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的笔谈。     

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权力的掌控与人力(人口)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故破解中国古史分期之谜和正确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必须由此切入。权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高踞于社会任何群体、阶级、集团之上,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的性质,因此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而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又在于掌控了人力,人力掌控实为权力之源之本。据此剖析中国古代历史,则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第一时代经历了"兽群""姓群""氏群"三个阶段,既为历史文献、文字学所说明,亦为近代考古成果所证明。王权与"众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为第二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第三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尽管地主(由"皇权地主"与"吏民地主"构成)与农民关系也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而成为主要矛盾。从第二时代到第三时代,权力掌控从专制集权多元性、层级性、分散性的相对掌控,到专制集权一元性、全面性...     

略论中华古史研究中的学术创新问题

研究历史,史识是第一位的,能够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是很不容易的.史识在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同时又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说,史识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营养有利于学术创新.当然,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治史,绝不应当有排他性,而应当兼容并包,关键之处在于择善而从之,而能否择善而从,这就要看个人的史识了.马克思主义可以教会人们分辨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何者是关键,何者不是关键,是两点论,而非一点论.如此之类,对处理和判断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个人的史识站到应有的时代高度,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学术创新.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略论朝鲜古史谱系的演变

金富轼《三国史记》确立＂三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古史谱系之后,13世纪出现了一然《三国遗事》和李承休《帝王韵记》两种不同的朝鲜古史谱系,试图捏合古朝鲜、扶余、三韩三种不同古史系统,对后世影响极大。14—15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则不包括扶余系统。17世纪的许穆以夫娄为檀君之子的神话为基础,整合三种古史系统,以古朝鲜系统为中心,建立了新的朝鲜古史谱系。18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是对许穆说的修正,主要是淡化扶余系统,并将在中国正史四夷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沃沮、秽貊诸族纳入朝鲜古史谱系,较具代表性的是安鼎福的《东史纲目》,在补入渤海国之后,这种朝鲜古史谱系一直流行至今。对朝鲜古史谱系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韩百谦,但其观点未能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析论

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规模与研究群体.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通史、古史分期、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体系和话语系统.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不同的风格与特点,共同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声势,在中国史坛形成了不可忽视的一个史学流派,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求真到致用：周谷城古史分期观的演变

周谷城的古史分期观有其演变过程。就其演变的过程看,周谷城从关注历史实际转向了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认同。学界大都把周谷城的古史分期观等同于“东汉封建说”,这就忽略了其丰富内涵和复杂演变。     

价值预设与历史决定论的困境——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理论反思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逐渐从人们的学术视野中淡出,许多学者刻意回避甚至否定这一问题。回避或否定并不等于超越,只要隐含在古史分期问题背后那些深层次的原因、那些问题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揭示,就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对这一问题的超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信念-观念结构,在这种信念-观念结构中,历史可以证明、决定未来及其价值取向,同样,未来及其价值取向可以回溯、还原历史,历史与未来、历史与价值完全是同一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过是这一信念-观念结构的表达形式。正是这样一种信念-观念结构及其表达形式,长期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抗战时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与国共两党的“抢夺”措施考略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青年奔赴延安。国共两党为此展开了人才争夺战。为了争夺知识青年，它们从政治组织、思想宣传、精神训练等方面都采取了种种政策措施。如国民党的封锁、扣留、迫害，共产党的吸引、爱护、培训等等。历史讧明，在这场对青年人才的争夺战中，中国共产党较为轻易地赢得了拥护和支持，而国民党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失败者。要想使我们党当今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必须继承当年延安重视、爱护人才的传统作风，坚决贯彻“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念，努力赢取民心。     

试论延安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教育方针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时期,本文所称的“延安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延安时期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时期革命意识形态在选择五四遗产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延安创造的新教育的性质是什么？延安教育有哪些价值和局限？     

试论五四时期的古史传说研究

五四前后,在西方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以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夏曾佑、孙中山、王国维、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家、史学家,开始注目于中国古史传说的研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以不同的历史观为指导,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对中国古史传说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成果。虽然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有些结论还带有相当大的片面性,然而却拉开了关于中国古史传说研究的序幕。史学家们所进行的许多方面的大胆有益的尝试,为后代学者继续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古史传说与墨子的政治观研究

春秋战国之交 ,探讨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之术的政治思潮中 ,墨子从当时广泛流传的古史传说入手 ,在充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其中包括尚贤、尚同、节俭、非命、兼爱、法治和对正常进行监督等一系列政治见解。这种思想在阶级属性上既不属于奴隶主阶级 ,也不属于平民阶层 ,而是封建制度在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产生的一种集权主义的政治思想主张。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甲午至戊戌年间西洋古史论说的兴起

甲午战后,士人变法之议在西人舆论引导下聚焦于教育改革,进而引发西洋古史讨论。时人不仅关注到近代欧美各国的古典教育,并且经由西洋古史探讨欧美政学根本,辨明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关系。讲法路数各有分别,用意皆在鼓动维新。尤其梁启超参考西方政治学院,主张"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参与多地改革书院、新建学堂的进程。这一思潮由报刊议论发端,由东部沿海延伸至内地,对清末变法思想与教育制度改革有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延安女性知识分子及其革命化--以陈学昭为例

出于抗战以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与对国民党政治的失望,陈学昭奔赴抗战圣地延安,但仍保留着自己原有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在随后延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陈学昭改变其原有的话语表达形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完全工农化的革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