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视角下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城市治理过程的实质在于解决公共问题,必然涉及利益问题的讨论、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利益矛盾的解决。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过渡的时期,本文以利益为突破口,在阐述城市治理和公民参与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具体路径和功能,认为应建立规范的公民参与教育和培训制度,提高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意识,促进公民利益觉醒;创新公民参与形式,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完善多元利益表达机制;丰富社会公众组织,形成公民参与合力,优化利益综合、竞取和博弈机制;建立健全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构建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补偿机制。     

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及破解路径：基于ANP-SD模型的动态仿真

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部结构复杂、外部联系多元,仍存在协同机制的低效运行、效果欠佳等治理低效的困境。明晰该地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困境隐性层面的形成根源及破解思路刻不容缓。首先,系统梳理了18个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构建了ANPSD动态仿真模型对协同治理效果的演化规律进行动态仿真。结果发现：京津冀发展的差距较大、协同机构权威性不足、政策评估体系虚化、横向沟通不协调是影响显著的四个关键隐性障碍,动态地影响着治理效果,呈明显的负相关特征。其次,基于动态仿真的结果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破解路径和政策建议。动态模型的构建丰富了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并为京津冀及其他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城市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依托法律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具有必要性。当前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困境、法律制度困境以及实践困境这三个方面。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完善路径主要有：强化思想意识,提高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完善立法制度保障,健全环境司法救济渠道;政府之间统筹合作,建立环境综合执法机制。     

基于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公司监事会制度研究

监事会形同虚设是我国公司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虚化的具体原因是由于现行监事会缺乏独立性,监事的专业性普遍不足,监事会没有监督的动力,其监督权力无法落实等,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监事会功能定位不准.基于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我国公司监事会功能应定位于代表利益相关者对董事会、经理层实施监督.我国目前需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利益相关者治理下的监事会制度.     

我国突破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的路径演变及其启示

我国生态环境的先天基础和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我国生态治理困境存在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民族国家发展的长远要求出发,结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条件,先后经历了政策动员、制度规范和模式创新的困境突破之路,在统筹规划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和重要启示。     

“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社区治理是以社区为载体,所有社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结构体现的是社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文章基于各地有益的实践探索和对社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理解,初步构建出一个较为可行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并进一步阐述了治理结构中各部分间的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等,使治理结构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和丰富的内涵。     

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以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视角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改善全球海洋环境、构建人海和谐发展模式的新进选择途径,仍缺乏统一的概念,相关理念尚未清晰,对此可以采取概念分析的方法逐步厘清其逻辑起点与特征。通过分析"区域海项目"、UNEP等国际性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这三方面所主导的现行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不足,依据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和特征,提出如下建议:以把握好中国与东盟治理角色定位、倡导多元主体参与为切入点,建立以规则制度建设为核心、组织管理机制与行动机制为支撑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通过构建富有特色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助力早日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     

责任视角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达成问题研究——基于山西省D村“秸秆治理”的调查

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公共性、外部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因此需要多主体合作参与。而合作往往因主体的多元性、责任分配的艰巨性和责任认知的差异性而难以达成。在以往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多靠政府高位推动为主,社会力量或资本力量参与其中。通过对D村的秸秆治理调查发现,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达成不仅仅体现在多主体的互动,更体现在责任的互动与调配。合作的达成,在“话责—明责—共责—分责”的链条中一步步实现。协商话责和明确责任是前提,共责与分责是合作达成的关键机制。产出效能感、责任排序与责任重叠是影响责任共识达成的三个要素。通过对责任分解的规则解读发现,基于身份、规则的同等性;角色、地位的差等性;能力、责任的对等性是责任分解有效的关键。“以责任联结合作”通过激发各主体的内部责任意识、规范责任行动,为新时代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达成提供了新思路。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为克服传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体制中多层执法、多头执法之固有弊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应运而生。从理论上来说,该项改革有助于科学设置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高效整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进而实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目标。但就实践情况看,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却存在着执法范围不明晰、执法管理体制不完善、执法队伍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未来,亟须合理划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权限范围,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管理体制,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建设,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稳步、有序及顺利推进。     

西部大开发战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之我谈

本文根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结合西部地区实际和生态环境恶化诱因,提出西部地区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必须以水为中心,以种草为主,坚持建设与保护相结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方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西部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法制对策

西部大开发的任务和目标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强调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直接关系到西部开发的成败 ,因此应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贯穿西部大开发全过程的一项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必须以法制为保障。加强立法 ,严格执法 ,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加强法律监督和法律服务 ,为西部大开发营造法治秩序 ,切实发挥法律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调整作用和保障作用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关于西部大开发中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的几点思考

分析了西部经济大开发中面临的突出的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若干相应对策。一是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二是退耕还林(草);三是开发和利用矿能资源;四是开发水资源;五是制定环境保护政策;六是以科技为先导;七是促进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     

宗教保护生态论

利用宗教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众多的生态保护办法中的一种,它与别的诸如政治的、法律的、科学技术的、社会舆论的办法存在着内在价值上的一致性,同时又存在着行使方式上的差异性。     

西部农村生态环境重建的补偿机制研究

西部生态环境面临重建与破坏并存,局部改善与整体恶化并存,一方治理与多方污染并存的矛盾。因此,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改善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西部生态环境要得到有效的改善必须建立多层次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论清代徽州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保护生态环境是清代徽州社会的主要行为之一,主要表现在对林木、水源、动物和土壤的保护。清代徽州社会保护生态的组织包括宗族、乡约、会社、寺院、官方和个体等,保护生态的举措主要有封山育林、严厉禁止采矿及垦种和捕鱼、植树兴林和祭祀神灵。究其原因,是与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大力需求、风水意识的盛行有关。在客观上培育了徽州保护生态的习惯,产生了很大的约束力量和社会效力。     

浅议生态环境的伦理观

通过对认识和建立科学生态环境的伦理观的必要性分析 ,突出阐述了科学的生态观、价值观和消费观的涵义 ,力求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新思维。     

生态环境视野下的茶文化研究

茶文化与生态文化有紧密联系。这是因为茶叶的生产、销售、消费具有地缘性、原生态性、时间性、流通性、社会性、市场性、政策性及文化性等诸多特点。这些都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21世纪茶生态的突出动向有两方面:一是以茶带动经济发展,二是以茶推进休闲文化产业。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考虑创建一门茶生态学,通过这门新学科,可推进学术研究,利于茶产业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