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探讨

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乡村群众自治制度。它用于乡村治理中的动力来自于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导致对协商式治理方式的冷漠,相关制度的缺失,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差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首先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其次要规范协商程序,最后需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     

村民自治呼唤协商民主

村民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实行几十年,意义非凡,成绩显著,但也确实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要大力推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协商民主的内在价值、村民自治中全面推行协商民主的意义看,协商民主为解决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效手段,当前我国的村民自治呼唤协商民主的全面渗入。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之理性审视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在治理模式、社会治理创新、新兴基层社会组织、村(居)民自治等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为此,需从完善党群合作协商共治的互动机制;完善利益整合与矛盾协调机制;健全和践行平等对话机制;完善和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决策机制;进一步创新与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协同合作机制;注重创新和实践,建立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稳定和法治保障方面的机制,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楼院自治：协商民主在基层

近年来,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围绕探索建设“复合共治、多元服斧”和谐社区的实践任务,在提高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构建并完善了社区居委会自治、网格自治、楼院（栋）自治、小区业主自治、社会组织自治等多种模式共存的城市社区居民立体自治体系。尤其是在楼院居民协商治理、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提升居民自治能力以及对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方面进行了科学、有益的探索。     

基层协商民主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和优良传统。人民政协具有协商民主的巨大优势,中央与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这一沟通、协商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基层协商民主在改善党群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大家有目共睹。近年来,我国基层民主、村民自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不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基层协商民主也存在不少问题。寻找出路,走出困境是目前中国基层协商民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法治化路径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可激活宪政体制内的协商民主资源。在现行宪制框架内进行法治整合,将政治协商制度与相关政治制度有机衔接,是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法治化的必然之路。但是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与制度衔接不畅、基层组织不健全和纵向系统不完善、代表性偏低与实效性不足、协商内容不确定与协商程序不规范等法治障碍。应当明确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法律地位,加强多种制度之间的衔接,并且健全基层政协组织机构,优化政协委员的代表机制以及规范政协参与的程序性机制,以期在人民政协的体制框架内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探索——以重庆万东镇“五权一体”实践为例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探索发展对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的精神,开展对包括重庆万盛经开区万东镇圆桌协商会议在内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进行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具有重要意义。     

舟山市渔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实施状况调查

农村基层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重要推动力。经多年实践，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文章围绕当前舟山渔农村村民自治的具体状况，剖析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与问题，探讨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及必需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论我国农村协商民主中的主体培育

农村协商民主的推进需要协商主体具备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政治德性、提出理由论证自己权益要求及进行理性探讨的参与能力。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基层政府、村民社会组织以及村民个人在政治德性和参与能力方面的欠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协商民主发展的瓶颈。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树立善治和共治思维,同时对村民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鼓励和支持村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积极培育合格的农村协商民主的协商主体。     

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实践与机制探究

建立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育人使命。面对高校基层党组织在复杂的社会建设环境中学习上存在的弱化现象,积极探索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学习,把学习与时代主题、实际的学生工作、教科研结合起来。众多机制中,重点探析导向机制和保障机制中组织、考评和激励机制对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立的作用。     

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基础

基层民主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引起世人关注。本文从我国农村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探讨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推进民主进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论我国基层协商式治理探索的成就与经验——基于民主恳谈会与“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分析

我国基层协商式治理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为了有效地解决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些地方将民主协商制度引入基层治理体系之中,并使之与选举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基层协商式治理新模式。经过艰苦探索,我国初步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协商式治理基层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政府主导型和社区主导型协商式治理新模式,积累了基层协商式治理发展的经验,开创了基层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为继续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容错纠错机制在基层的构建：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构建容错纠错机制是新时代基层干部管理的必然要求。当前基层层面容错纠错机制的构建尚处在探索阶段,在思想认识、制度建设、机制运行、舆论应对等方面存在一定阻滞因素。在基层构建容错纠错机制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进而通过人事奖惩导向以培育主动担当意识,通过上级主导建制以提高制度建设能力,通过上级直接介入以增强机制运行能力,通过上下层级联动以改善舆论应对能力。     

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独立自主地管理本村事务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也是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充分体现了群众自治、直接民主、普遍平等、基层自主等原则和特点。村民自治既是对社会主义自治理论的发展，又是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创新，也是对中国村治传统的突破和超越。     

构筑基层政治文明建设新机制

基层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加强基层政治文明建设关键是要调整好乡村二元权力结构,进一步优化权力配置;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实现官民在选举运作中的亲和与合作;确保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真正当家作主;理顺三层关系,促进基层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问题与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降,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逐渐在西方兴起并传播到非西方国家。协商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的公共决策模式。我国浙江省温岭市进行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参与、人大决定、民主协商的公共决策机制,促进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但是,这种协商民主形式存在协商的真实性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须循制度设计与文化培育两大路径加以解决。     

谈基层干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

基层干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践的重要一步,是深刻反省发展生产力中的观念不强,力度不够,中气不足等问题,抓好以提高科技含量为目标的农村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以抓设施建设,开展活动,打击迷信不法势力来促进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基层干部更要摆正公仆位置,密切干群关系,切实抓好减负工作.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嬗变与政策重构

财物贿选,宗族势力影响,黑恶势力滋长,“半拉子”民主选举渗杂农村民主选举过程,致使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嬗变,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工作、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当地健康乡风民风的形成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重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政策,针对农村基层不同的具体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新生代”村干部选拔机制,从大中专学生、乡村经济精英、下派干部、技术骨干中选拔村干部,从源头上预防村干部腐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