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嵌入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基于对浙江宋村的个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浙江宋村的治理实践表明,基层政府以改善村民自治运作条件为核心的行政介入是提高农村社会自治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农村社会的持续快速变迁,保障村民自治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瓦解,其结果是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快速弱化。通过选择性治理事务下沉、民主性议事规则供给、发展性经济资源输入,基层政府可以将行政力量有效嵌入村级治理。生活性治理事务下沉可以重建农民与村级治理间的利益关联,从而增强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动员能力;规范性协商规则供给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理性协商提供空间与指导,从而引导农民围绕治理事务达成共识;发展性经济资源嵌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为自治活动提供灵活、持续的资源保障。由此,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能够重塑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进而再造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草岔沟村为例

通过介绍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草岔沟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现状,从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两个角度深入分析弱经济基础是如何支撑村民自治上层建筑的,弱集体经济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包括三个方面：弱集体经济导致村民自治物质基础薄弱;弱集体经济弱化村民政治参与;弱集体经济影响乡村关系,扭曲村级自治主体价值。村民低收入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也包括三个方面：村民低收入削弱政治参与动机;村民低收入制约村级社会层次分化,村民民主政治诉求淡化;村民低收入影响教育投资,构成村民自治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障碍。因此说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贫困制约村民自治制度正常运行,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缺乏经济动力和支撑,在加强村级民主建设过程中,需要夯实民主的经济土壤。     

村政委员会:村级组织制度创新的一种过渡性构想

当前农村实际的村级组织制度大都是介于强行政控制与民主治理之间的半行政半民主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效率低下。将此种半行政半民主的村级组织实际制度法律化、制度化,即可形成一种全新的村级组织制度安排：村政委员会的制度安排。村政委员会具有诸多优点,且与村级组织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吻合     

“人口倒挂”混居村的自治组织边界重建

当前,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大量聚居于长三角、珠三角城郊,形成了不少“人口倒挂”的混居村。相对稳定的租住关系重塑了农村传统意义上的“邻里”和共同体边界,也不断凸显混居村的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原有以村籍为基础的成员资格获取、村级组织方式和自治逻辑与混居后的村务治理范围不相匹配。通过对浙江嘉善Y村村务协商议事会的微观考察,发现Y村议事协商会与“以外管外”传统理念不同,它通过“再组织”的方式建立议事协商平台,重构了混居村的横向关系,从而促进新老成员融合和混居村的村级治理。基于Y村案例启示,为实现新组织平台与村级权力结构的衔接,还需进一步打破经社组织重叠架构,从重塑自治组织边界的角度为外地人获取成员资格、参与村务治理提供正式通道,真正实现混居村的治理转型。     

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融合研究

我国法定村级治理模式是村民主导的自治模式,但实践模式是由少部分人主导的精英治理,不能对普通村民的诉求作出很好回应。基于传统接续与现实基础,乡村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并在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示范引领功能、促进村庄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冲突,具有向村民自治转化的必然。通过健全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完善乡村精英外在制约机制和内在道德约束、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等策略,使乡村精英治理逐渐过渡为广泛参与的村民自治,在融合过程中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     

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探讨

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乡村群众自治制度。它用于乡村治理中的动力来自于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导致对协商式治理方式的冷漠,相关制度的缺失,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差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首先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其次要规范协商程序,最后需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     

自治下沉:新时代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的探索——对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比较分析

针对行政村村民自治存在的现实困难,全国各地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改革较为典型,两市均通过自治重心下移释放了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活力,其创新思路及机制、实践特征及效能、改革局限及风险等值得进一步探讨。从当下的自治条件来看,新时代村民自治要实现“行政—自治”适度分离,加强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一级的村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建设,赋予村民充分的自治权;确保“政经分开”,理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开辟农村基层治理新局面;因地制宜设置参与有效的自治单元与供给有效的服务单元,最大限度释放治理效力。     

民主恳谈:生成于参与困境下的协商民主——基于温岭市农村基层民主的个案调查

民主恳谈是萌生于浙东南沿海地区的草根民主,是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农村社区协商民主,它为沉闷的乡政村治带来了蓬勃的发展生机.自民主恳谈诞生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及村级自治组织充分利用这一平台,问政于民、还权于民,与民合作、与民协商,逐步从善政走向善治,调动着农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试图揭示民主恳谈这种协商民主形式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实践意义以及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民主恳谈：生成于参与困境下的协商民主——基于温岭市农村基层民主的个案调查

民主恳谈是萌生于浙东南沿海地区的草根民主,是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农村社区协商民主,它为沉闷的乡政村治带来了蓬勃的发展生机.自民主恳谈诞生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及村级自治组织充分利用这一平台,问政于民、还权于民,与民合作、与民协商,逐步从善政走向善治,调动着农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试图揭示民主恳谈这种协商民主形式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实践意义以及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城市社区基层民主形式的创新——基于公民参与的视角

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研究社区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我们发现各具特点的选举民主、自治民主、协商民主等都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中得到真实体现。基层民主形式的创新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授权与公民参与自下而上增权的良性互动。城市社区基层民主形式的实践不存在对与错的价值判断,只是在探索过程中的初步经验积累,我们应以宽容的态度允许其差异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