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水环境治理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江苏省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组织、环保NGO组织和个体自发公众参与方式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需要分析阻滞公众参与的相关因素,进而提出促进水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为水资源保护尽绵薄之力.     

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

由政府直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弊端显现,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应实行重心下移、保障下倾,鼓励公众参与。从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立法来看,公众参与无法可依。随着户籍制度放开,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未来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应是城乡统一立法,制定城乡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条例,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机制与方法,为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同时,以政府放开环境治理资源垄断为前提,嵌入配套措施,发挥企业、社会组织中介作用,树立村委会、农民主体地位,来回应农民对于美化家园、清洁乡村的现实需求。     

河长制实施困境及完善对策——杭州河长制实践的成效与问题解析

在河长制全面推行之际,杭州市作为先行地在实践中已理清基本情况,取得了强化综合管理等成效,但也凸显出现今河长制存在行政干预性强、信息公开与监督不力、考核机制僵化等一系列问题。各地实行河长制的过程中,应通过加强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间的衔接、河道流域间的联防联控以及明确考核标准的方式来破解这些难题,实现水环境的长治久安。     

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的行动框架探析

提高公众的社区参与水平和参与程度,这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效果的有效途径。为此,需要从理论视角来思考公众的社区参与必须基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需要探究公众社区参与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公共预算中公众参与模式比较研究

在公共预算中扩大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基层民主建设的生动典范。巴西阿雷格里港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美国参与式预算模式均各不相同。我国公共预算中公众参与主要有浙江温岭模式、河南焦作模式、江苏无锡模式、上海闵行模式等,都尚存不足,如主要局限在街道乡镇一级实施,主要仅在经济发达地区实施,参与项目及财政资金有限等。预算民主化、法治化、透明化以及预算参与度是理想化模式设计的目标要素,其实施的技术路径应为科学编制预算、完善公众普遍参与的审批体制及健全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预算执行和绩效评价监督体系。     

论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益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在食品安全治理中亦要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需要政府采取行政委托、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等方式,以达到食品安全监管良性循环之目的。同时,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的有效实现。     

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次与日俱增。当下,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倾向于以社区治理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在基层治理层面,公众参与仍未达到预期成效,公众认知行为、参与制度设计、政治决策程序等因素导致了参与程度较低、地区差异较大、参与形式单调、参与主动性不高等问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社区提案机制,有机地将动员性参与与自主性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组织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的协调,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将社区治理结构转变为“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长效治理新格局。在社区提案的整个流程中,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融合,政府主导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增权赋能与协商民主相互提升,使公众的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效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为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论环境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一般模式

公众参与环境规划是公众的权利,公众参与是环境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基础。在环境规划中引入公众参与,能增加公众对环境规划的认同感,并使公众的环境利益得以表达。环境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一般模式包括公众参与的时间、参与的形式、参与的一般过程、政府对参与结果的回应以及对参与成本的控制。应从信息公开、决策程序化及结果公示等方面重塑政府角色。同时,加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建立环境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完善相关法规,以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实施。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公众参与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阐述并总结了公众参与与社区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公众参与主体,并且结合实例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参与主体不足、参与素质低下以及主体意识不强等问题,总结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建议,旨在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研究提供便利。     

“河长治”：政治势能视角下公众参与治水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公众参与是河长制实现河长治的关键。在地方主官主导实施的河长制政策中,公众积极参与的内在逻辑在于该项政策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即党的领导在场凝聚政策共识,为公众参与行政赋权,吸引公众主动参与,为公众参与提供引力;构建权势实现组织力量整合,畅通公众参与的组织渠道,提升公众参与作用的权力层级,为公众参与提供拉力;借势成事促成政府多措并举,增强公众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渠道的多样性,为公众参与提供推力;强政治势能推动下的配套制度建设使公众参与可持续。为使公众长效参与治水,确保河长治,需要各级政府在河长制政策实施中进一步凝聚共识,尊重和保护公众正当利益,加强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     

新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广而散的特点,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应用于农村环保之中,出现环境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方法滞后、治理投入匮乏以及城乡环境治理政策倾斜等问题.文章基于环境民主与环境效益的博弈,提出引入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依托现有的农村自治组织,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江苏、湖北、宁夏三省(区)106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建反事实框架,实证分析了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河长制显著地提升了村域河流治理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而对经济绩效未产生显著影响,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依地理区位、村级河长权威、河长制推行时间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河长制可以通过增强激励问责、提升环境规制与促进公众参与三种渠道影响村域河流治理绩效。上述研究为河长制全面推行这一主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河长制在末端场域的治理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优化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力量。基于调查研究发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从清洁乡村、美丽乡村到生态乡村的环境治理实践中,积极引导和激励公众参与到乡村环境治理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领民办,群众自治”的环境治理工作模式,公众参与初显成效。同时,因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出现了村民参与内部动力不足、“搭便车”现象等难题。应借鉴波特-劳勒综合激励模型的精髓,关注努力程度、工作绩效、内外奖酬、满足感等因素对激励过程的影响,从目标驱动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奖惩激励机制、监督反馈机制等方面系统完善激励机制, 形成激励→努力→绩效→奖励→满足等激励链的良性循环,优化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激励机制。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精细化及其实践机制

在浙中农村,乡村治理体制日益向精细化转变,典型体现在村干部坐班制、职责分工、绩效考核、问责体制四个方面。制度精细化多发生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其动力来自于规范权力运作的政治目标。不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制度精细化在两个层面与乡村社会发生互动：一是面对乡土性与非程式化的乡村社会,制度精细化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的存在;二是制度精细化是自上而下行政动员的体现,而非自下而上农民治理诉求的反应,这使得村级组织的接点治理不再可能。制度精细化趋势的背后是基层制度建设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应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让村民自治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今世界各国都极其重视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从我国当前的立法来看 ,这项制度的建立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生存质量的要求。所以 ,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制度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法制建设工作。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