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大题材舆论监督的报道艺术——以三鹿事件报道为例

三鹿事件掀起了中国奶界的“大洗牌”，而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也发人深思。文章从三鹿事件反思我国舆论监督报道面临的窘境，进而提出了改进报道艺术、提高报道质量、突破舆论监督瓶颈的途径。     

关于舆论监督报道策划的几点思考

舆论监督报道策划是新闻策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科学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环节。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入手 ,依据系统方法理论 ,对舆论监督报道策划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总结了舆论监督报道策划的原则 ,提出了相应的宣传策略。     

论制度反腐中舆论监督的权力凸显与报道转型*

无论是西方“第四权力”与“第四等级”说,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三种权力”论,以及我国舆论监督长期作为政治权力延伸,都无法改变舆论监督本质上属于权利监督这一事实。把舆论监督作为权力监督不过是一种象征,通过法律对舆论监督确权,西方及我国舆论监督都实现了权利监督的本位回归。可是,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中,舆论监督权力属性又得到了凸显,并要求舆论监督报道相应转型。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舆论监督对接权力监督成为必然,包括舆论监督线索与权力监督信息的对接、舆论监督选题与权力监督议程的对接、舆论监督报道与权力监督意见的对接;二是权力监督护航舆论监督成为常态,包括完善舆论监督的制度保障、构建舆论监督的容错机制、归拢舆论监督的评判权限;三是监督合力构筑中的合作模式创新,包括权力监督走进舆论监督和舆论监督走进权力监督。     

谈批评性报道的“八项注意”

批评报道是报纸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提高报纸在群众中威信的有效手段。但是批评性报道搞得不好,不仅会损害报社的声誉,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党和政府添乱。那么如何搞好批评报道,如何提高批评报道稿件的质量问题?实践告诉我们,凡是比较成功的批评报道,都是由于我们的记者、编辑,对舆论监督、对批评报道的目的、意义,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们懂得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的监督,不是记者个人行为,在采写批评报道稿件时,不带个人感情,不打一面官司,头脑比较冷静,采访作风深入扎实,稿件撰写     

论我国涉案报道媒体责任制度的构建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理念不断深入和国家对舆论监督的大力倡导,作为舆论监督的主要媒介渠道的媒体,其对于司法事件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这是法制进步的需要与体现,然而我国相应法律制度的缺失,却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弊端。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的独立审判权以及人民法院的权威性都在媒体的异化报道中遭受侵害,更胜者可能对法官的判决产生间接影响,且这种侵害有愈演愈烈之倾向,近些年一些轰动性案件报道就是很有力的佐证。这些现象得到了司法和媒体界越来越普遍的关注,更多的学者专家开始探讨媒体报道与审判的关系,由此可见,建立完善的媒体责任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网络媒体在医疗纠纷报道中道德失范及对策探究

网络媒体建构的综合立体的时空细密地渗透在社会各方面,其对于触及社会敏感神经的医疗纠纷事件的新闻报道,在发挥网络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报道误区.文章通过反思其中的道德失范问题,探寻主流媒体应有的价值高度,呼唤网络传播空间道德规范的建设,以提升医疗纠纷报道的正面效应,促进社会公共环境的进步.     

舆论监督面临企业的危机公关

富士康状告记者事件最终以富士康公司撤诉而告终。媒体和公众都对富士康公司依仗资本对记者的舆论监督权利进行亵渎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也应该对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本期我们安排的这一组稿件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在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陈力丹、汪露的文章认为,面对舆论监督过程中企业的危机公关,媒介应把建立应对机制和完备的自律体系有机结合起来;陈中原透视整个事件的经过,从多个角度提出新闻界要加强社会冲突报道的法律保护意识和保护制度的建设;贾世秋从媒体记者、立法司法、公众言论、企业公关几个角度对避免舆论监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舆论审判”问题进行了探讨。     

舆论监督要力避"舆论审判"

富士康状告记者事件最终以富士康公司撤诉而告终。媒体和公众都对富士康公司依仗资本对记者的舆论监督权利进行亵渎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也应该对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本期我们安排的这一组稿件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在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陈力丹、汪露的文章认为,面对舆论监督过程中企业的危机公关,媒介应把建立应对机制和完备的自律体系有机结合起来;陈中原透视整个事件的经过,从多个角度提出新闻界要加强社会冲突报道的法律保护意识和保护制度的建设;贾世秋从媒体记者、立法司法、公众言论、企业公关几个角度对避免舆论监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舆论审判”问题进行了探讨。     

法律恐吓与记者权利保护

富士康状告记者事件最终以富士康公司撤诉而告终。媒体和公众都对富士康公司依仗资本对记者的舆论监督权利进行亵渎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也应该对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本期我们安排的这一组稿件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在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陈力丹、汪露的文章认为,面对舆论监督过程中企业的危机公关,媒介应把建立应对机制和完备的自律体系有机结合起来;陈中原透视整个事件的经过,从多个角度提出新闻界要加强社会冲突报道的法律保护意识和保护制度的建设;贾世秋从媒体记者、立法司法、公众言论、企业公关几个角度对避免舆论监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舆论审判”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鹿奶粉事件”背后弱势群体地位边缘化现象之反思

从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弱势群体权利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利益被不断边缘化的倾向,是食品安全等事故得以发生并长时间蔓延的主要根源之一。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尊重民权,畅通民众诉求渠道,强化法律和舆论监督,平等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必由之路。     

审判报道中的媒体误读及其预防

当前 ,各种媒体对审判的报道铺天盖地 ,但媒体误读现象经常发生 ,既影响舆论监督的客观效果 ,也对审判活动的独立性造成妨碍。本文分析了审判报道中媒体误读现象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并对其后果及如何约束、防止媒体误读现象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媒介舆论监督报道中特殊话语行为的炒作嫌疑

论文对媒介舆论监督相关新闻报道中特殊话语行为的炒作嫌疑进行了研究。文章从“孙志刚案”、“刘涌案”、“张金柱案”、“蒋艳萍案”等媒体报道案件入手,主要分析了其报道中的炒作特点:言论锋利、褒贬鲜明、质疑强烈、充斥着语言暴力。在对这些报道进行分析之后,论文提出了媒介舆论监督中产生新闻炒作的原因——媒介自身的商业利益以及现今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并着重以新闻话语的力量作为理论基础来对这种炒作现象进行探讨,进而提出几点有助于改善新闻舆论报道中炒作现象的意见。     

热点报道的社会心理分析

热点报道是新闻媒体及时公开地对能够或已经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的报道 ,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却蕴藏在各种情绪、愿望和带各种思想观念的社会心理之中。热点报道和人的社会心理有着天然的联系 ,所以从社会心理的视角去审视分析和探讨热点新闻报道 ,不仅可以拓宽热点报道的思路 ,而且可以更好地把握热点报道的规律 ,发挥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作用     

中国深度报道产生的社会效果探究

深度报道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正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新闻报道才有了向深度开拓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深度报道才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深度报道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包括新闻关注、人文关怀、舆论监督、现实批判意识和思想建设意识,都是推进中国新闻业不断前行的利好因素.     

企业问题报道中的媒体舆论暴力事件分析

媒体对企业问题的报道稍有偏颇,就会产生舆论暴力,轻则影响商誉,重则关乎存亡.文章提出"媒体舆论暴力"概念并分析其成因及影响.探讨如何把握企业问题的报道尺度,做到舆论监督既反映问题,又不激化矛盾,有效促进问题的合理解决.倡议新闻媒体坚持"惩恶扬善"的基本原则立场,本着对企业关心、爱护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客观判断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企业问题,在行使舆论监督、批评权利的同时,帮助企业尽快实现快速有序地发展.     

由阳宗海事件引发的化学工程伦理思考

“滇中明珠”阳宗海被报道受到严重的砷污染,成为继“三鹿”事件之后又一倍受关注的热点事件。笔者通过对阳宗海事件相关职能部门、企业技术人员、企业职工、阳宗海附近的居民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实地考察,对阳宗海事件进行了伦理反思,依据工程伦理的基本准则,针对化学工程伦理的自身特点,从化学工程中工程师个体层面、政府职能部门层面和公众层面探讨了在化学工程建设及生产中不同利益主体应有的责任伦理道德以及相应的合理约束机制。     

利用批评报道进行舆论监督的几点思考

"新闻舆论导向"是新时期我国新闻工作者从新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新闻学研究课题。利用批评报道进行舆论监督要把握好正确的导向,必须使批评报道真正体现党和人民的意志,以解决问题,促进稳定为准则;必须正确处理批评报道与正面报道的关系,破是手段、立是目的;必须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让舆论影响变成社会的行动力量。     

谈三鹿事件与惩罚性赔偿的运用

在简述三鹿事件的基础上,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产生依据和立法意图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三鹿的行为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以此来保护受害消费者的权益。     

谈三鹿事件与惩罚性赔偿的运用

在简述三鹿事件的基础上,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产生依据和立法意图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三鹿的行为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以此来保护受害消费者的权益。     

刍议电视调查性报道的"尴尬"

电视调查性报道作为一股舆论监督力量,在转型期的中国具有更加丰富的报道资源和良好的生存空间。然而,要做更大的空间拓展则需要舆论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需要电视从业者大胆而稳妥的专业推进,和决策者积极的观念变革。从暗访手段的限制、真实的界定和商业化带来的冲击三个方面展开,理清其中的一些认识,可以给电视性调查报道一个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