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自反性、专家系统与信任——当代科学的公众信任危机探析

“风险”与“信任”是传统工业社会走向风险社会进程中的一对凸显问题。从“自反性”角度,研究现代性社会结构变迁与信任结构转变的关系,并从科学认知和政治制度维度分析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困境的形成和出路可以看出,自反性既是威胁科学认知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基础稳定性的力量,加剧了信任危机;又是科学扩张以及建构主动信任的重要能力。“正”与“反”的张力建构了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关系,公众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之一。     

论合作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治理体系,其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当从后工业社会的交往关系和行为互动机制出发,谋求优化社会整体的道德化方案。从人的行为需要规范的角度看,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可以发挥引导性的功能,使人在社会合作治理中增强自愿行为。合作治理取决于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确立,而道德则是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础。所以,只有建立起道德制度,才是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的根本出路。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草根NGO内部信任关系研究——以X社会服务机构为例

目前对草根NGO信任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草根NGO与政府和公众的信任关系研究,对其内部信任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北京市X社会服务机构为例,运用社会信任理论,采用参与式行动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究X机构如何建构起自身的内部信任关系与机制。对X机构本身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内部信任关系,维系与工作人员、志愿者的长期稳定关系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嵌套性规则体系下的合作治理——政府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新视角

保障生产与消费安全、实施环境保护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又是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基本内容.安全的生产场所、健康的消费与服务、良好的自然环境等公共需求,单靠企业治理或政府治理是无法满足的,唯有多方协同合作方能完成.本文在嵌套性规则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合作治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路径与模式选择,探讨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如何实现合作治理,以及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契合,进而推动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正在发生变革,正在从工业社会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导向的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合作治理打破了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垄断,是一种由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而开展的社会治理。合作治理是与合作型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与合作治理模式一道成长起来的。     

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路径与缘起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研究政府信任关系需要从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秩序、制度、权力出发,进而在价值、意义、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其中,秩序可以成为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政府信任关系,我们发现,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又是深植于农业社会的秩序要求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状况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政府信任与理性怀疑:一个学理的探讨

广义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耦合关系,因此,改善政府信任理应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考虑.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自觉,忽略了公众在政府信任改善中应有的作用,尤其是没有认识到公众对政府的理性怀疑在其中的重要性.改善政府信任除了政府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公众能够自觉形成并秉持对政府的理性怀疑精神,唯此,政府信任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得以改善.这既是一种思维定势的转变,也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向.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结构化分析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从其结构化特征探讨政府信任关系的初级形态,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在横向组合维度上,是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纵向聚合维度上,表征于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依附性秩序之中。这两个维度,又在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行为模式中实现了整合。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读张康之教授新著《论伦理精神》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关系到对行政活动根本属性的认识与界定,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张康之教授的《论伦理精神》一书以伦理关系为基点去重构公共行政,指出了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必然性。根据张康之教授的观点,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排斥公共性的,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仅仅建构起了形式公共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将会建立起基于伦理关系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是一种实质的公共性。实质公共性具有伦理精神的内涵,迫切需要通过一场建构的启蒙去将其转化为现实。     

社会资本：建构网络治理的支柱

网络治理是指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目标下,建立政府与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及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建构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网络。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就是信任、互惠和合作,因此,网络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本文通过分析目前中国土壤上培育出来的社会资本现状后,提出应重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以及公民团体,从而形成有效的网络治理。     

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

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涵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治理合作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其要点是:将合作的主体由制度合作中的政府扩大到非政府;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合作的新动力;强调合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合作的统一,是长期协调与对话的互动过程。总之,治理合作既是对制度合作的继承,又是对制度合作的创新,将对全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社会服务外包中的协同共治——基于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实践的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的政策工具,如何保证社会服务效果是重要的政策议题。政府部门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合作,建构协同共治的社会服务框架,以提升社会服务的绩效。本文基于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实践,以协同共治为核心概念建立了社会服务过程中跨部门合作的一个分析性框架。协同共治的前提是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培育、职责边界划清、合作关系的营造,基层政府通过不同的策略逐步在建构该前提,从而形成与西方社会服务体系构建不同的思路和策略。     

基于政府信任的合作式治理探析

目前,政府信任的式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西方学术界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使政府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它为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建构了社会基础、价值信念基础、政府自身创新与改革的内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