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有银行商业化之改革

本文论述了我国国有银行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提出了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取向———股份制 ,并进一步阐明了股份制改造过程中面临的几大难题及其解决的对策     

国有银行的改革的“惑”与“解”——兼评《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已经4年时间了，从4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市场表现来看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不良资产率大幅下降，利润显著上升，但从制度层面来看，这只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必须保持清醒的考察才能实现最后的成功。本文以评述张杰教授的一篇关于国有银行改革的论文为引子，拟从制度层面对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展开思考。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逻辑次序

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是国家战略(发展战略与改革战略)选择和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矛盾的内生产物,改革者必须从国有银行成长的内在逻辑入手重新审视国有银行改革。国有银行问题的根源在于由于承担政策性负担所导致的银行预算软约束,从而使其丧失了自生能力。因此,国有银行改革必须首先着眼于剥离政策性负担,然后再着手解决公司治理机制问题。     

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绩效与制度创新

运用产出导向BCC模型测算出的国有银行静态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跨期变动表明,产权改革前后国有银行的效率都低于非国有银行,但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高于非国有银行,这使两者的效率值趋同。基于1998-2010年国有银行的面板数据,建立混合回归模型对国有银行效率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进一步证实代表产权变动的治理结构动态变量与股权结构变量对国有银行效率无显著影响,而资产规模是影响国有银行效率的决定因素,金融危机非但不是国有银行提升效率的机会,反而产生了负面作用。因此,应改变国家干预国有银行的程度和方式,进一步深化国有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在改善资产结构的同时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     

国有银行改革30年:回顾与评述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银行业改革经历了"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加强管制、限制竞争"、"开放市场、与国际接轨"三个阶段。从竞争性银行体制的建立到国有银行法人制度改革,再到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审慎性监管原则的重新确立。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步伐都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推向深入。现阶段银行业全面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解决银行业制度层面问题的机遇不容错过。     

知识基础观与交易成本观企业理论范式整合研究

一直以来,交易成本(TCE)的分析方法占据企业理论的主流地位,但由战略理论发展而来的知识观企业理论(KBV)为企业理论开辟出新的视野。尽管在某些企业现象的解释上知识观企业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存在差异,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互补性。知识观企业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可以有机地结合,从而构建一个更加系统的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     

国有银行制度的创新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国有银行大面积亏损、不良资产持续膨胀的现象 ,表明国有银行的外围改革已经走到尽头 ,面临着制度创新的艰巨任务。这就要求把我国的国有银行改造成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真正的商业银行。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化相联系的股份有限公司 ,则是真正的商业银行的典型形式或较好实现形式。     

功能主导型立法观的确立与作用——基于人权保护和公权力的限制

在当下中国转型时期,司法中对于良法的追求,实际上是在探寻如何完善立法的问题。形式主导型立法与功能主导型立法,两者在思想渊源、立法形式、认识论与价值论以及对后期法学影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但受时代的影响,现代国家立法正发生着实用主义转型,基于人权保护和制约公权的需要,逐步从侧重完善法律形式转向兼顾法的适用功能,从单纯注重立法的形式规范性特征向注重立法的实质正义与社会需求转变。这种实用主义的立法思潮对中国的法治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立法对人权的保护、对民间法入法的重视以及立法方法论自身的发展。     

论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从传统比较金融观到金融资源论

本文论述金融发展理论的发端、形成和最新发展,揭示从传统比较金融观到最新的金融综合视角和金融资源论的理论发展传承脉络。     

弗斯语言观及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启示

弗斯作为伦敦学派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致力于语言功能研究的学者。他的语言观,语境论和对系统一结构的解释为后继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受其启发而发展起来的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这一理论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如语言教学、语篇分析、文体学、机器翻译等。追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发端,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和掌握该理论的核心内涵,从而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当中。     

金融危机视角下的民间组织功能定位

民间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公共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民间组织正在担负其应有的使命,发挥其独特的职能。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机制;营造民间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环境;引导民间组织提升自身能力。     

以实践的观点理解科学——从马克思到劳斯、伊德

对马克思关于实践与科学的关系有两种解读,即认识论解读和存在论解读.是否在哲学的逻辑基点上把"实践的观点"作为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阐述了实践对科学的存在论关系,认为实践对于科学具有综合的意义,"历史境遇"、交往、工业、技术等在存在论上对于科学活动具有先在性,形成了马克思的"实践论科学观".当代西方的"诠释学的现象学"既重视分析作为实体的科学实践,更强调将实践的观点作为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具体内容上和马克思的"实践论科学观"形成互补,同时也表征了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理解科学在哲学原则上的当代性.     

脂砚斋评对《红楼梦》小说阅读空间的影响——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谈起

自19世纪20年代脂砚斋本<红楼梦>被学术界发现并刊行后,对于读者而言,小说<红楼梦>的文本阅读空间较之以前通行的百二十回本,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脂批从叙事和评点两个层面共同重塑了小说<红楼梦>的阅读空间,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近乎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内在焦点式的叙事效果,这是之前广泛流传的程本系列所未尝具备的,带有了一定的自叙传色彩,不过,与严格意义上的自叙传小说相比较,脂本<红楼梦>虽在某些情节的叙述处,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但这种叙事的使用,是相当有限度的;而评点在强化第一人称叙事者时,由于叙事者指称的混乱,也很难保持内焦式叙事者的一致性.更何况,文本还有大量的全知叙事与之并存,这些都影响了小说的自叙传的有效性.     

英汉交替传译文本主位推进模式对比分析

利用系统功能语法来分析交替传译文本是可行有效的,通过对交替传译平行文本中主位推进模式的重合和差异的分析,可以对口译教学及实践得出启示。分析语料取自2010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外国记者提问部分。从对比分析中可见,源语主位推进模式对译者的影响,平行文本中主位推进模式在极大程度上一致,少数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有英语复杂结构、中英语言差异、译者个人处理及语境因素等。在口译实践、口译教学与训练中应当增强主位意识并对促使主位推进模式出现差异的因素予以重视。     

论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经济新常态具有经济与政治二重属性,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放缓、社会与政府治理压力凸显的阶段性特征。适应阶段性特征,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本质则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理顺,内容主要包括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与社会共治、政府内部权责关系划分三个主要方面,具体的实现机制是行政审批机制、服务购买机制、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及政府绩效评估考核机制。     

金融创新时代的金融监管法制变革趋向——次贷危机的启示

过于激进的金融创新是此次次贷危机爆发、传导、扩大的重要动因。分析各国危机前后的金融监管法制状况,可以看出,金融创新时代的金融监管法制具有以下几个变革趋向:采取《金融服务法》等统一立法对金融商品进行横向规制;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从规则导向监管到原则导向监管;由经营者主权为中心到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     

论道德的共生功能——社会共生论视角下的道德功能研究

社会由各个层面的共生系统组成,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进步就在于改善人的共生关系.本文从社会共生论的视角探讨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共生规范--道德的共生功能.重点研究道德作为内在约束条件的共生规范,其共生功能的表现形式、特点;道德共生功能的实现条件;在当下中国,发挥道德共生功能的有效载体与路径.     

财政幻觉下的中国土地财政——一个法经济学视角

在土地征收中,政府存在财政幻觉。在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分割和土地征收程序虚置一同构成支持财政幻觉的制度基础,中国土地财政的兴起是居民财产权利与政府征收权之间失去平衡的结果,要从根上治理土地财政,必须启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双重的"还权于民"的改革。     

金融危机背后：一个政治哲学的视角

美元本位潜在风险体现为四个方面,即预期≠现实,美元≠美国,过度国债=信用不可持续,合法性不足：私人力量对国家利益的绑架,这些风险使得美元通胀不可避免。1970年代,美元信用来源由“抵押为主”转向“强制主导”,基于这一转换,“美元只能流通不能储备”成为被多数国家认同的事实,“存钱不等于存财富,资源才是财富”被人们普遍接受。这两点使得美元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仅仅具有支付和流通意义。美元的运行表现出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特征,其中,“花”=美元,“鼓”=危机,危机没来,“花”可以照传,危机一到,“花”落谁家谁就吃亏。这就是全球金融利益博弈的新格局,也是此次危机的本质所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较之经济生产,社会治理同样有着"供给—需求"的矛盾关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具有特殊意义。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需求侧呈现三大根本性转变,即整体状态"由静变动"、纵向结构呈"葫芦型"特征以及横向结构显现"土客二元"矛盾。这些重要转变引领并要求社会治理的供给侧积极应对。对此,有三重调整路径可资遵循,即组织方式的弹性化转向、公共服务的大统筹升级和文化建设的治理功能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