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传统对诗歌翻译的影响

本文针对中国诗学传统对诗歌翻译的极大影响,探索了诗歌翻译的一些特点。     

中国当代翻译诗学的主要流派

建国以来许多译者和译论研究者,或沿循本国诗文传统,或依附时代文化语境,从哲学的、功能主义的、文艺的以及文化的多向视角对翻译作为艺术的许多基本和具体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当代翻译诗学。     

中国传统诗学视阈下的诗歌意象翻译

中国古诗意象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在当今意象一词泛滥及翻译中出现五花八门现象的情形下,对古诗意象的渊源及特征进行再思考有着现实意义.文章从中国传统诗学与意象、古诗含蓄的体现和古诗意象及翻译等三方面,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中国古诗意象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施蛰存的诗歌翻译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施蛰存的文学创作是从诗开始的,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也是从诗开始的。施蛰存的文学翻译主张兼收并蓄,但他更热衷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他所翻译的外国现代主义诗歌作品一直影响到新时期的朦胧诗。     

论禅宗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尤其是唐宋时期,禅宗与诗学、美学的交融互渗现象极为突出.其中的奥秘,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从思维方式这个角度,揭示了诗禅相通的根本.本文依此为契机,拟通过考察禅宗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寻绎出传统诗学、美学某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闻一多与中国古典诗学

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性诗人与理论家,其人生理想与文艺观念接受了诸多外来的影响,但在其思想感情和诗歌创作批评实践中,本土的、民族的因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闻一多的新格律诗创作和理论倡导、对诗艺和诗美的经营与追求,诗歌中的爱国情感和悲悯情怀,都直接承传了中国古典诗学。     

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声解”小传统

在“歌诗”“乐诗”的深刻影响下,中国诗学形成了一种以“玩味声调”来解释诗歌的解诗理论.它强调“审音”不仅可以“观志”、“体味”与“传神”,而且还可以“辨体”,即从声音入手辨识诗歌的时代风尚和个人风格.此外,以声解诗与传统认同也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声音这一特殊管道,学习者一方面可体会诗作的不同韵味和意义,另一方面可揣摩作品所包含的时代或个人风貌,为继承和发展某种诗风打下坚实基础.此种声解理论是中国诗学解释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小传统”.     

全球化语境下观照林语堂的翻译诗学

当今世界的发展已呈现出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特征,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种大融合的趋势。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也应该符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翻译标准和理论方面也应具有全球化的特色。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学贯中西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语堂先生的翻译理论,必将对我们现在的翻译工作有更大的推进。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意义与意境的关系

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方面.围绕脚韵的使用与否,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现点:一是主张使用脚韵;二是可以不译其脚韵,也不必译其脚韵,认为在现代英诗中,脚韵已不是不可缺少的音韵手段,而且如果脚韵用得不当,则会影响意义的表达,甚至会影响意境的完美.这两种观点貌似截然不同,其目的却是一致的,其标准是相同的,即在译诗中如何兼顾意义的确切和意境的完美.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各种欠妥的意义表达方式对意境的有害影响.     

高敬命诗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借鉴

作为朝鲜李朝著名诗人的高敬命,其深受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其咏史诗、咏物诗和写景诗以及反映时事的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有着很好的继承和借鉴,他注意学习中国优秀诗歌经验和表现手法,受益良多,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与特色.但由于受明代诗坛,特别是"前后七子"诗风影响,其诗作有时表现出明显的拟古痕迹,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传统和时代风气对于朝鲜诗人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叙事的口头传统

以往学界对荷马史诗等作品的研究,多立足于书面文学的立场,相对忽视对它本身“口头性”的分析.帕里、洛德师徒长期致力于研究口头文学传统,并创造性地提出“口头程式理论”来理解口头诗歌的构造法则.以此观照中国古典诗歌,发现它与口头传统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中国早期诗歌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重著”现象,正如西方史诗中的“程式”,是诗歌口头传统向书面创作过渡的鲜明遗痕;其次,主题作为一种固定的套语创作方式与观念群,需要从听众那里得到本能的反应与期待,所以起到了导引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中国古典诗歌作品中关于人物服饰装扮的主题,程式化铺衍的特征异常鲜明,但在中国文学强大的抒情传统中,它却往往被视为一种描绘技巧.若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我们毋宁将其当作一种叙述方式,是对主叙事的补充或辅助.这些重复性、稳定性的程式和主题,大大帮助歌手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下快速流畅地叙事,这为中国文学存在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共生景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李白诗歌用典的诗学谋略

李白以典故的活用疏通文化密度的淤积,充分发挥了一个天才诗人的主体性。典故的选择,实际上是携带着现实的感触,寻找历史的相似性。李白写边塞豪情和宫中行乐,多用汉朝典故,安史之乱后,李白诗选用的典故系列发生明显变化,所选多为战国典、楚汉相争典,以及五胡十六国、永嘉南渡典。他用这些典故所携带的历史相似点,描写战乱流离,以及在各派政治力量相争中为奇才脱颖而出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写个人游历和身世的时候,也多遵循这一原则：写山水留连和诗酒风流,多用六朝名士典故;写流放飘零之悲,则多用屈原、贾谊的典故。他活用典故的方法多姿多彩,精于取舍,讲究正反,巧作分合,善用流密,用典的方式五花八门,正用、反用,明用、暗用,翻过一面用和充满悖论地用。在如此丰富奇幻的用典方式中,超集码的汉字文化网络被牵动和激活,被拆解和重组,从而使再生文化现象的用典在形式上出现许多原创的功能。这种典故的拆解和重组,剖分和联缀,在李白诗歌中表现得异常复杂,把诗人的心灵感受,渗入于典故语言的超集码性,成为增加文化密度的一种审美谋略。李白诗歌用典的操作充满着试验性,试验性乃是创造性,若干试验的夹生,并不影响李白诗的总体成就,反而映衬出他敢于创造的胆识。     

从美学角度谈诗歌翻译

本文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诗歌翻译中的艺术欣赏与艺术创造,第一审美同第二审美客体的辩证关系,力求用美学理论阐明译坛上多年争论的关于“创造”和“标准”的问题     

西方文学传统与中国诗学因子的结合与融通——艾略特《荒原》等诗歌艺术性探析

艾略特“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是无人比拟的。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杰出的成就与其自觉接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不自觉地吸收中国诗学因素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其诗作与批评理论的不朽也正在于将二者进行了巧妙的融会贯通。     

中国诗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受儒学“秩序意志”的规定 ,中国古典诗学奉行“文以载道”的核心原则 ,由此形成既具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味的文质编码规则。本文力图在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等多维参照中 ,探索世纪转换关头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基本路径 ,以期在开放性的现代对话中达成体系化的超越     

论威廉斯客体主义诗歌对道家诗学的接受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作为美国意象派诗歌的主要开拓者和旧金山启蒙运动的促进力量,其诗歌深受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威廉斯的诗歌吸收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目击道存"、"即物即真"的道家诗学立场,以摆脱欧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束缚,并通过"所有观念都存在于事物之中"的创作原则加以体现,最终得以形成独特的客体主义诗歌风格。     

论惠特曼诗歌中自然意象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由于惠特曼诗歌意象的影响,中国现代诗歌的意象世界里出现了与温婉静穆的传统意象相异的两个意象:雄浑的太阳意象和坦荡的大路意象,太阳和大路意象都在新的时代获得了丰富的意义内涵,使中国的诗歌呈现出现代性特征.     

形似:诗歌翻译的关键

中西文学的不同大致体现在语言文字形式、思想文化内涵与审美表现方式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不同是傅雷“神似论”的基础;笔者通过比较研究中西诗歌特点,考察诗歌翻译实践,得出了与其相左的结论,认为形似才是诗歌翻译的关键。     

论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性传统

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性传统,已为人普遍接受,中国诗歌的交际性传统同样值得重视.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功能源远流长,创作者众多,涵盖题材广泛,作品数量极大.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既与诗歌本身即含有多重(包括交际)属性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儒家为主导的礼俗文化有关,更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体制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性传统为中国古人提供了更为含蓄、优雅的表达方式,也倒逼着人们不断翻新出奇,创作出更富有艺术个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