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文学史与民族经验的多样性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少数民族文学内容不足的原因进行探讨,重点讨论当下文学史思维的方法误区,分析制约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中的两种心态,强调将"比较文学"方法引入文学史写作的意义,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母题、类型、故事形态的演变和传播路径,主张文学史写作的新思维.     

《毛南族文学史》的新启示

毛南族历史上第一部文学史——《毛南族文学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不仅是毛南族人民的可喜可贺的事,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之一的《毛南族文学史》,从组成课题组到编写初稿、专会讨论、修改送审、反复修改、再次送审、完成四稿,前后占用七个年头。“丛书”评审者的要求是明确而严格的,编写者的写作态度是认真而虚心的,他们在反复修改、探索中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他们的辛劳很有价值,不仅为人口不逾七万的“少数”民族毛南族献上三十万字的一份厚礼,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及理论建构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绩来源于区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批评的不断增长。区域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理念和写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女性文学史批评的细化。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化生态研究等多种批评融合视阈的产物。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绘制“女性文学地图”,探寻女作家的“地理籍贯”,开掘女性文学的“地理基因”,阐释其具有“区域地标”意义的地理意象,探寻女性文学的地理叙事特点,发现女性文学区域性文化和审美差异,从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生态化格局。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创新的点、线、面、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在30多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突破《新民主主义论》、“重写文学史”讨论、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四个回合.先是在现代文学内部不断增添作为“点”的新作家;然后构成“线”;然后把本来被认为不属于现代文学的成分添加到现代文学史中来,形成一种“面”的扩展;最后随着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版图逐渐扩大,形成了具有丰富性、立体感的“体”.     

胡适“自我陈述”中的文学史样地貌

胡适的一些“自我陈述”文章可被视为一种另类的文学史写作。因其写作形式自由，此类“自我陈述”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也因此包含了一定份量的历史积淀物。通过与文学史的相关叙述加以比对，本文致力于发掘这些记述之溢出文学史框架的内容，由此丰富我们的文学史认知。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自由吟唱--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写作"

“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特征的极为重要的共识性概括,具有文学史意义。“个人化”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写作价值取向的完全个人认定;对个人经验的绝对服从;对自我诗意言说方式的充分自信。90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写作”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的,不免存在着探索的误区,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警惕,以引领新诗走上个人化的正途。     

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现状及入史策略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少数民族文学存在逐渐弱化的现象.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来说,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没有确定,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没有统一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入史逐渐弱化的最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尤其是少数民族身份的研究者,为了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将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作家的所有文学作品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从而导致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泛化.概念的泛化会导致编写文学史的学者难以遴选真正的少数民族作品,因此常常就采用弱化或者不入史的办法对待少数民族文学.要想扭转少数民族文学入史逐渐弱化的现状,我们应取的策略首先是明确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少数民族文学内涵应界定为:作家的族属身份、作家的民族意识、作品的民族特质.在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时,按照这三点去划分少数民族文学,就能将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学写入文学史,从而可以避免将没有民族意识的作品以及汉族作家写作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等不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品写入文学史,造成混乱.坚持经典标准,遴选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入史,遴选优秀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作品入史,这也是扭转少数民族文学入史逐渐弱化现状的主要策略.     

文学经典与文学史

有关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的话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争论非常激烈 ,这也是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中外文学发展史和当代文学理论的角度来思考以上诸种观念及其关系 ,把经典、理论与文学史写作这三者联系起来并从历史和逻辑的层面来加以思考。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论题 :“经典”的释义、“经典”的形成、西方学术界对文学“经典”的重新审视、中国文学里的“经典”问题、文学史写作观念的更新。随着各种各样新理论的不断出现 ,传统的文学经典将会重新命名 ,文学史写作也将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国家文化治理:定位、内涵、特征与路径创新

国家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更多的是一种“软”治理,但却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治理.文化治理的关键在“治”,这不同于过去的“办”文化,也不同于“管”文化.因此,根据文化自身发展规律,选准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促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文化辐射的作用,特别要重视文化产业辐射路径,这是国家文化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略论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

本文认为,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不应仅是汉民族文学史,而应是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史;不应仅凭据古代的汉语文献,还要借助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借助于对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科研成果.本文还绍述了鲁迅、茅盾、朱自清、闻一多关于编撰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的一些精辟见解,并从神话资料和人类学分析入手,探讨了中国文学的起源问题.     

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阅读札记

以往的文学史写作都是围绕着抒情传统来写就的,即诗、词、歌、赋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代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的出版,打破了这种长期以来的认知模式和写作模式.该书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史是由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这两条线索构成的,一部真正的中国文学史必须要把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呈现出来.这种思维模式转换具有重要意义,即意味着对中国文学史认识和评估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学史写作由原来的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中国文学史搭建的框架基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史论结合的新著─—《羌族文学史》简介

史论结合的新著─—《羌族文学史》简介李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家族成员、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羌族文学史》近日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它填补了文学史的一页空白，对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21世纪文学史写作的几个关键词评析

文章认为文学史写作并不是对文学史实的单纯记录,而是以文学的情怀书写民族文学智慧,并据此对“打通”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回到文学史发生现场等目前文学史写作的热门话题进行了评析,认为这些命题都是用大气派叙写民族文学智慧的新气象。     

人工合成的“纯文学”——重返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

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经历了一个“去粗存精”的人为筛选过程.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当时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根据特定历史语境需要而人为建构起的“文学史共识”.先锋作家们的自我确立意识和寄生性写作姿态及其与上海“新潮批评圈子”的共谋关系,使得“先锋小说”日趋统一和规整.“先锋小说”在文学史上获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在悄然建立新的话语霸权.现在的文学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先锋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趣味和评价标准建构起来的.     

新诗史的书写与差异——以20世纪30年代草川未雨和徐芳的新诗史为中心

新文学史的产生与20世纪30年代总结新文学成绩有关,是“书写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写作主体的文化差异,文学史呈现出不同取向.对照两部沉寂的新诗史可以发现,如果让新文学史料重新开口说话,一个充满差异、具有活力的文学史图谱将充分展示出来.     

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

作为文学史建构的新时期文学,既有社会发展的生成原因,也有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生成因素。新时期文学史建构的三个基点：“人”的主题贯穿,文学性体认的去蔽,整体性的架构。文化结构内部的不平衡造成文学治史思考的困惑。针对困惑进行的反思：坚持把新时期文学本体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在整体性语境中整合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观照;注重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     

《土家族文学史》的特色

民族文学史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必须建立在长期的、大量的、坚实的民族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而整个民族文学的研究,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只是极少数人进行的孤立的、零星的工作;直到五十年代末,才出现以“任务带研究”的较多人参加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刚着手进行的编写工作突然中断了近二十年,因此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民族文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