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知识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文学"知识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场域"理论和知识谱系学二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文学"知识"观。文学"知识场"研究主要是研究场内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变迁和差异形态,以及各种因素在其等级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等,可以凸显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处于转型阶段的文学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往无论是以社会、作者、文本或是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断裂意义,而忽视不同文学格局间的内在联系。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为突破二元思维,重塑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可能。     

何为“人民—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破困自救的理论再思考

回到"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破困自救的基本方向。"人民-文学"汲取了"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合理成分,确证了"人民"与"文学"的辩证关系,厘正了人民的真正需要与文学的现实发展之间的有机关联,是一个"以人民为导向"又不简单地"唯人民至上","以文学为旨归"但又不机械地"为文学而文学"的开放性范畴。在其指引下,中国当代文学有望"止溃向善"。     

"让我们共同想象吧!"——《人民文学》(1949-1966)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建设论

<人民文学>(1949--1966)以发表民族文学作品、培养民族作家的方式,勾勒出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版图,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提供了想象的平台.在这期间,<人民文学>所发表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新中国的现实为基础,主要叙述因民族间交往而形成的各民族间的"共同体"关系,想象和展望民族间的交往给少数民族生活带来的变化.而当时的文学环境和<人民文学>机关刊物的性质,是促使<人民文学>成为书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不是一个历史范畴

我国六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哲学书刊,在讲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几乎都把“人民群众”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这个概念的解释。我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毛泽东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讲“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的呢?他说:“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①这里讲的是作为敌人的对立面的人民。“人民”在这里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同     

李大钊人民群众观述论

人民群众观是关于人民群众是谁、如何看待人民群众、怎样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思想认识的理论形态。李大钊基于坚定的人民立场和真挚的人民情怀,以唯物史观为认识工具,以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进程为现实基础,以人的平等、自由、富庶为终极价值目标,以"平民主义"为核心范畴,构建起属于马克思主义谱系的人民群众观。在"Democracy"的多种汉译词语中,李大钊主选了"平民主义"。在李大钊的语境中,"平民"一指集合意义上的人民,二指占社会成员或国民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三指平等、自由之民。李大钊"平民"范畴的多义性决定了其"平民主义"意蕴的多维性。以"平民主义"为核心范畴的李大钊人民群众观的思想主张主要有:爱民忧民重民生,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亟需教育、组织和训练,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人类的解放,知识青年须走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等。李大钊是中国近现代之交新型人民群众观的开创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观的奠基人。     

"人"的内涵在新中国六十年文学中的演变

第一次文代会对"人民"范畴的阐释留下了两可的空间;随之,文艺界对部分作品"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批判,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确定成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其后,"塑造新的英雄典型"、"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的文艺政策,将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人"紧缩到了极小的范围.改革开放后,"人民"范畴的内涵又回到了建国时期的历史起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各种范式的文学赋予了"人"以人性的人、文化的人、现实的人、平凡的人和挣扎在生命线上的人等不同的意义与符码.     

"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人民为本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都是以人民为本,落脚点都是人民利益;全面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一个文学过渡期的"场效应"--20世纪40～60年代中国文学结构分析和生成思考

20世纪40~60年代中国文学已经有了许多文学史约定俗成的定论。但是,回到了历史本身的情境,这一段文学更多不是条理清晰的对立或并立,也不是绝对的时间分界和空间独立,而是文学与社会场、政治场、经济场构成了多重交叉的运动和互动的“场效应”。这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特殊文学史,它有自己文学独特结构系统和生成走向文学精神在失落和高扬之间;文学主体在挑战中获得鲜明的艺术个性;文学世界在矛盾中呈现历史的真实;文学史在主体的重塑和历史记忆的叠加中形成了新的格局,从而也就有了文学史意义的重新估价。     

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其内涵会有所不同.坚持历史分析的方法,是我们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正确理解这个概念,才能在实践中全面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论"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

"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两手抓"的辩证思想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运用和发展,是指导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     

论左翼文学的人民伦理秩序及其道德情感的形成

中国左翼革命文学是建构在伦理和道德化的"人民"和"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基础之上的。左翼革命文学对"人民"进行了阶级论语境下的重新阐释,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对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各自独立的论述,而剔除了传统启蒙主义文化和人道主义文化中的公民和全民的涵义,确定了其对于无产阶级的特指,并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人民伦理秩序。根据这个秩序要求,资产阶级、知识主体与人民工农兵在文学想象中享受不同的伦理地位,并且建构起一种以"人民"替代民族、以革命政党代替"人民"和民族的结构。阶级论语境下的人民伦理秩序,直接造就了左翼革命文学的"人民性"情感规范和道德良知机制。在知识主体的文学言说中,享受不同伦理序位的社会阶层,在文学话语中接受差别性的情感待遇和形象待遇。"人民性"也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的道德化情怀。对于"人民"艺术形式和话语传统,"人民性"建构起的是对于它的道德崇高感和知识主体的精神皈依感。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性"还是一种文学的良知机制。知识主体作为创作主体,其价值立场、情感姿态、艺术形式追求都受到自我道德的约束和监督,会因接近而生欣喜感和幸福感,并因疏离而生失落感和罪恶感。由人民伦理秩序及其所衍生的人民性道德情感构成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文化本质。     

浅谈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践行"三个代表"思想的关键

在跨入新世纪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历史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总书记反复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关键是要重实际、见实效.忠诚地实践"三个代表",就要切实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群众第一的观念.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     

"与时高下":考察古代文变观的一个时间性视角

"时"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论述文学演变问题时,古人经常会将文学同"时"和"势"等范畴联系起来.时、势所揭示的都是古人对时间的某种理解,将文变与时、势结合起来,已经透露出古人对文学和时间关系的深层思考."时"不仅仅是指"时代"的意思,它还指成就某事的诸条件的遇合,有什么样的时,就有什么样的文,时变而文亦变."势"是一种趋向性的力量,随时而变,其展现的是文变的某种时间性图景.     

从"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清末到"五四"域外小说输入研究

清末到"五四"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不少学者从多种角度描述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和特征,但对推动转型的动因没有给予充分观照.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民性改造对文学格局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中的"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的演变,带来了域外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变化,最终推动了中国文学格局的转型.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人民如何"现身"--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的思想进路

民主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对其主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的视域内,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其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议性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论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实践人民利益思想的探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代领导集体人民利益思想的集中体现,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人民利益思想指明了方向.党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必须努力把握好人民利益的正确内涵,积极探寻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途径,这就需要从制度上、政策上切实保障人民利益.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维护、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纵谈"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本文沿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轨迹,阐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不同的表现.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同时也证明,我们党在制定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时候,总是把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