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文研究的指南之作——评傅璇琮总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

目录的功用,历来为学术研究者所深知.清代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将中国传统目录学功能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王鸣盛则认为目录乃是"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若言及最为有名的目录学著作,清乾隆时由纪昀主持修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可不提.该书对<四库全书>著录和列入存目的万余种书籍撰写了提要,可谓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之集大成者,因此向来被学界推为读书与学术门径.     

略论赵翼与王鸣盛对“前四史”的批评

清代学者颇重《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近人称这四部"正史"为"前四史"。赵翼、王鸣盛对"前四史"的评论,对今人认识"前四史"多有裨益。赵翼对"前四史"批评的总的特点是重史事原委以及对史事的评价。王鸣盛则侧重于品评史书编纂及其得失。在对"前四史"的批评上,二人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赵翼举重舍轻,故简要而多解说。相比之下,王鸣盛则轻重并举,故繁冗而多训故。王鸣盛和赵翼都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评论"前四史",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史记·论六家要指》的文本解读与研究

《史记·论六家之要指》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两部历史文献对于划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之大系，对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理论总结，对于奠定中国思想文化之主体多元格局，对于考察中国文化史、哲学史、学术思想史都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指导意义。历代学者对《汉书·艺文志》多从文献目录学角度进行研究，清代学者王鸣盛摘引金榜的话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石也。"①近现代学者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已经注意到《论六家之要指》与《汉书·艺文志…     

史部目录的形成及其学术功能

清代著名目录家王鸣盛曾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事，必须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氏学术成就卓著，其言可谓经验之谈。无数事实表明，研读古籍、通晓目录之学，读书，则可以循序渐进；研究，则可以得心应手。同样的道理，阅读历史典籍、研究历史科学，首要之务，就是通晓史部目录。惟其如此，才能沿书山之径探得“中秘之金”、破学海之浪寻得“精萃之宝”。然而，欲掌握史部目录，则必须对史部目录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学术功能，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史部目录是整个文化典籍目录的一个分支，它随着文化典籍目录的发展而日趋成熟。同…     

曲台丛稿初探

作为清代中期著名学者,王鸣盛的诗歌创作同样值得关注,而在现存各种王鸣盛诗文集的版本中,《曲台丛稿》作为其中最早刊行的一部诗集,与在这之后所刊行的王鸣盛其他诗文集相比,对于王鸣盛早期生平、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研究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文献意义。     

浅谈目录学和书目工作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除了继承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外,随着文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书刊文献资料也在急剧增加,形成书籍的海洋。在这浩瀚的书海面前,我们如何能从人类巨大图书资料的宝库中揭示,报道可供利用的图书文献资料,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但是怎样利用?如何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资料,为青年学者指导治学门径?我们认为应从目录学入手。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曾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又说:“目录之学,乃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王鸣盛史论性质商榷

18世纪中国史家王鸣盛主张把记载和考证历史事实作为治史鹄的,不赞成轻易褒贬历史,更反对脱离史实而驰骋议论;然而他在考史过程中却作了大量的议论,而且在某些场合公开宣称治史需要褒贬.当代学者中有人认为王鸣盛的议论褒贬是驰骋议论,和他的史学主张自相矛盾.本文通过考察王鸣盛的历史评论,认为其性质并不属于驰骋议论,对王氏治史"矛盾"之说提出商榷.     

谈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问题

文献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和起点 ,学术研究必须重视文献问题。这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然而 ,在这个新理论和新方法甚嚣尘上的时代 ,在这个功利主义盛行、话语纷扰杂乱的时代 ,文献被遗忘尘封的太久了 ;如果再考虑到当今学界的一些不良风气 ,旧话重提 ,应该仍有必要。至少有助于破除偏见 ,纠正穿凿附会、浮躁空疏的学风 ,建立学术规范。一　　我们做研究工作 ,第一步应该对文献情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了解 ,知道某书有哪些版本以及哪些版本比较可靠 ,并掌握其流传情况。这就要懂得和善于利用目录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目录之学 ,学中…     

浅论目录之功用

目录学是反映目录工作实践活动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目录学所研究的内容就目前说大致有三方面:(1)研究目录学原理。(2)关于书目工作及目录学历史和现状的研究。(3)关于文献利用的研究。简言之,就是研究怎样编制和使用书目索引之类二次文献,重点在怎样编制上。 目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魏征在《隋书·经籍志》记载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由此可见,目录的产生是由于纲纪群     

耿文光及其目录学成就

清末藏书家、目录学家耿文光,殚竭毕生之精力藏书、编目,著述等身,成就斐然,在古典目录学领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其生平、著作及目录学成就,尚未见有专文论述。笔者不揣浅陋,试作探讨。     

田齐“高祖黄帝”考辨

陈侯因齐敦铭中"高祖黄帝"之语,实是田齐国家战略的宣示,关涉着田齐及战国中期的政治发展,然学术界对这句话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释读却向无认真辨析。本文系统考察此语上下文例,定"祖"为祖述之义,并进一步考明田齐祖述黄帝之旨趣乃在于以征伐王天下。兹是时代背景使然,陈侯因齐作此器铭盖在马陵之役后,其时诸侯争霸政治已发展到最后阶段,魏、秦、齐等大国诸侯皆先后开始了王天下的政治追求,战国政治经历着诸侯争霸向七国争王的转变,"高祖黄帝"正是田齐王天下的战略。但王天下非徒事征伐而已,田齐推动"高祖黄帝"战略的努力始于威王,经宣王之世,而终于涽王之败亡。     

王绍曾先生与目录版本学研究

王绍曾先生一生从事的学术工作有若干方面,成果丰富,主要成就是目录学,而无论是在目录学,还是在版本学、校勘学领域,先生的成果都主要在史部。王先生1930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随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1932年至无锡国专图书馆后作《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理清了"正史"版本源流,1963年经高亨先生推荐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1978年编出《山东大学古籍善本书目初稿》。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先生焕发了学术青春,相继出版了《山东文献书目》、《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等专著,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最能代表先生的目录学成果,堪称史志目录编纂史和清代文献目录编纂史上的里程碑。     

王鸣盛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议

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又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总结时期,探讨此时学者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议论,必将有助于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之开掘。本文主要围绕王鸣盛关于作史的必备原则、史书的体裁选择以及修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评论,对其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探寻和勾勒。     

论传统书目提要的建构与特征

传统书目提要是目录学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现代古籍整理工作必须加强的一项工作。本文准备从历史和形态两个方面研究其建构,并阐述书目提要作为目录学著作的几个典型特征,力求对今人从事古籍整理编纂书目提要有所帮助。一、传统书目提要的历史建构古代目录学的内容很丰富,目录学著作形式多种多样。在众多的目录学著作中,虽然书目提要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在历代目录学家的一致努力下,书目提要一直是目录学的主体。（一）书目提要创始于汉刘氏父子。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文献典籍,撰写《七略》和《别录》。这两部书早亡于唐末五代之乱,现…     

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管窥藏汉目录学的发展及东嘎·洛桑赤列的目录学思想

东嘎·洛桑赤列系著名藏学家、西藏大学教授及西藏社科院名誉院长。他开创了中国 现代藏文目录学之先河。在继承本民族古典文献目录学的基础上,发展了本民族前辈的目 录学传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目录学体系。他和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者——章学诚 (1738—1801),在目录学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且可以说是在继承本民族文化遗 产的基础上又科学地创立和完善了各自的目录学体系。东嘎·洛桑赤列的目录学思想极 大地丰富发展了中国藏文目录学的理论。他的《藏文文献目录学》,是现代藏文目录学 的第一部完整、系统的著作,也是对中国目录学的一大贡献,很值得学习和钻研。本文先 概述藏汉目录学之历史发展,然后试就近、现代这两位不同民族的大学者之目录学思 想,进行比较分析,以此作为中国比较目录学研究的抛砖引玉之作。     

王昶交游考:以“吴中七子”为代表

清代著名学者王昶,早年入紫阳书院,与钱大昕、王鸣盛、赵升之、曹仁虎、吴企晋、黄文莲并称"吴中七子",彼此之间文酒诗会,相互唱和,相互砥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王昶与"吴中七子"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游活动,展现了乾嘉时期文人士子的文采交流史,对王昶的全面研究具有极高价值。     

论陈垣对中国目录学的贡献

陈垣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目录学家 ,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讲求实用 ,强调目录对治学的指导作用 ;他潜心研究 ,审慎编撰了大量目录学论著 ,供读者利用 ;他别具慧眼 ,大力提携和精心培养目录学人才 ,使目录学事业后继有人     

清张宗泰古典目录学成就初探

清张宗泰古典目录学成就初探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发展到清代已臻鼎盛时期，卓有成就的古典目录学家辈出，古典目录学专著也相继问世，以至古典目录学成为清学构成的四大支柱之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名家与名作都已得到应有的研究，还有某些隐而不彰的古典目录学家尚待发掘。...     

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言周幽王被杀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是为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随后,晋文侯立周平王于京师,立三年乃东徙于成周。按照此段文字之语法关系与语序,"周亡王九年"应理解作攜王被晋文侯杀后,周王朝乃有九年无王,而周平王是在无王九年后方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在攜王立前平王已以太子身份先立,并被称为"天王"。攜王被立后,出现"周二王并立"局面。可见《系年》实际是不承认攜王在位时平王先已被立为王,而《纪年》则强调平王之太子与"天王"身份。二者所以发生差别的原因,应是缘于各自所本记述此段史实的史官之立场与史观之不同。依照《系年》,周平王被晋文侯拥立时间与史载晋文侯及与晋文侯共同辅佐平王的郑武公等人的生存年代有悖,《系年》所云攜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很可能是晋文侯二十一年之误,与一说古本《纪年》自殇叔四年(即周幽王元年)后以晋纪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