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营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政府在城市经营中的角色定位显得十分重要.作为经营主体之一的城市政府,必须以坚持政府职能转化为前提,努力使自己成为宏观的调控者、民主的决策者、科学的规划师以及具有创新精神的学习型组织.     

经营城市：政府作用与制度创新

就城市政府而论，现在已不是要不要经营城市，而是要研究如何有效经营的问题。在我国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地区竞争日益激烈，经营城市必须由资金导向转向功能导向，经营和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竞争力。相应地，在此过程中，政府必须在经营城市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成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有机结合，并积极推进功能导向的城市经营制度创新，从而实观城市经营模式的战略转变。并在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和城市的影响力、竞争力发展中，以经营的理念规划城市，以经营的手段建设城市，以经营的方式管理城市，以经营的谋略推销城市，从而改善和提升城市功能，实现城市发展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以及城市的可持续集约发展。     

政府实施经营城市战略刍议

经营城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新理念。本文以经营城市的内涵为出发点 ,探讨了经营城市的市场特征 ,分析了政府实施经营城市战略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 ,阐述了政府实施该战略需防范的几点错误倾向。     

经营城市中政府的公共职能及其发挥

城市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在城市经营中承担着重要的公共职能。经营城市的阶段性、层次性又使政府在经营城市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上担负着不同的公共职能。现实经营城市中政府要正确履行其公共职能 ,必须坚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 ,以政府再造为重点 ,以依法办事为保证。     

政府实施经营城市战略的职能创新和发展路径

经营城市的首要内容是规划好城市，合理界定城市的空间、功能和审美形态。城市经营实际上天然具有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两面性。这是政府行政权力和市场机制结合、政府行政行为和企业经营行为结合的变革。     

政府在城市房屋商业性拆迁中的主体地位界定

政府应该以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身份介入房屋商业性拆迁市场,对拆迁市场进行适度干预,而不是以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身份全面、过度介入商业性拆迁市场,亦不是对商业性拆迁活动放任自流,完全退出拆迁市场。     

浅析地方政府行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地方政府已经由单纯的中央政策的接受和执行者转化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为主体 ,在政策创新和依法行政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地方政府行为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起着科学决策规则的作用 ,积极的催促引导作用 ,加速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润滑作用 ,发挥小城镇在城乡之间的二传手作用 ,建设生态城镇的保障作用     

经营城市的系统模式

本文首先对经营城市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作了回顾分析;在分析经营城市的原有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系统模型,并在论述经营城市系统模型的要素、结构、功能时,从微观的角度论述了经营主体、经营客体(对象)、经营手段及其相互关系。     

公共数据治理中的政府角色与行为边界

大数据时代,政府在提供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公共数据,给传统政务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挑战主要有出现了公共数据的具体意涵模糊、政府大数据收集正当性基础薄弱、公益目的数据收集信息公开与个人数据自决权利的博弈、政府公共数据使用的约束机制欠缺等一系列问题。在我国,对个人赋权、对企业苛以义务为重,忽略政府规制的大语境下,应正视信息多头收集的现状以及政府巨型数据库建设效能低下的弊端,厘清政府信息使用的正当性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政府信息使用进行合理约束,同时借鉴具有本土资源认同基础的相关域外经验,平衡私权与公利的关系。     

政治运行法治化在政治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运行法制化，能够保障民主政治制度的平稳运行，维护民主社会的正常秩序，有效地制约政治权力，促使公民自觉行使法定的政治权利，培养和弘扬公民意识，塑造公民人格，为政治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论政府责任及其限度

政府究竟应当对公共事务承担哪些责任,存在着许多争论。近代西方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集中于政治领域,焦点问题是安全、公平与平等;现代的讨论扩展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焦点问题是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社会公平。随着关于"政府失灵"和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提出,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市场、社会组织和政府三种机制都各有优缺。政府职责的限定,应当遵循比较优势、优势互补和量力而行三条原则。     

我国政府或有债务风险及预算管理

或有债务风险是世界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特别关注及重视的问题。我国政府或有债务来源主要是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政府担保以及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等等。我国必须加强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管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面向全球经济的财政风险预算管理体制,从而减少或有债务风险对财政稳定性的冲击。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治理与控制论——城市管治与客户服务型城市政府的理论与行为创新

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转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社会问题,而有些问题具有合法化危机的社会特征,关键是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频发的局面,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城市社会问题的管理与管治上,还没有一个完整而有效的管理模式、理论认知方式和主张。本文针对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城市化与社会问题发展的现状,提出了现代性视角下的城市管治与客户服务型政府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试图在这一领域提出一种阶段性政府管理创新的模式与思路,建构市民社会的政治形态,以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政府规制私有财产的宪法限制

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对公民私有财产作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首先,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使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到确认;扩大了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范围,从一般生活资料的私有权扩大到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其次,明确规定对政府行使权力的限制,即政府只能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并在给予补偿的条件下才能征收和征用私有财产。修正案颁布实施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宪法的这一修改有利于保护我国私有财产权,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然而,宪法的这一规定仅仅从宪法规范上初步肯定了私有财产权的地位,宪法能否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真正起到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作用,还要从宪法学原理出发,对宪法规范和宪法体制的合理性进行研究。     

转型期的社会危机与政府能力建设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多发时期,同时也是爆发社会危机的危险时期。社会危机指社会陷入的一种不能正常运转的紧急状态或者面临的一种普遍性的危险,它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力,所以必须进行有效防范。在转型期,政府在防范并解决社会危机中处在关键地位,具有主导作用,因此应当切实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有效防范社会危机。其核心措施是政府应当加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为主的职能,从优先经济目标向优先社会目标转化,使政府能力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     

对邯郸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与传统管制型政府截然不同,服务型政府将＂公共服务＂作为其职能设计的核心。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指手划脚的管制者,而应逐渐成为平易近人、脚踏实地的服务者。服务型政府具有市场经济、公民本位、公共服务、高效行政等特点。我国服务型政府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代表制思想、新公共管理理论、群众路线理论、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等为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以及国外重塑政府运动的影响等构成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实动力。     

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亟待解决以下六个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解决村委会服务功能弱化问题 ;理顺乡村关系 ,解决“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问题 ;理顺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 ,解决基层党组织不适当地干预村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组织动摇党的领导权威问题 ;深入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 ,解决村民自治缺少经验和各地工作不平衡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 ,解决农民文化水平低、民主素养差问题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解决村民自治的社会法治环境差问题     

政府制度创新能力初探

制度是政府提供的一种重要公共物品,制度创新能力是政府的基本能力。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更应当重视制度,崇尚创新,从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以及国内不同层级、不同地域政府间的关系入手,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建设政府外脑和思想库,结合自身实际,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从而不断提高政府制度创新能力。     

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府的使命在于创造治理,促进发展。作为发展的推动者,政府唯有不断地革故鼎新才能应对一个超大社会急剧变革的需求和挑战。新中国建立以后,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其他约束条件,中国政府的职能轴心进行了三次转移,职能形态经历了两次转换,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建设取向,即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向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转换,取向于经济建设型政府;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向以社会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转换,取向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在新时期,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之根本,不仅在于完善自身,更在于结合市场与社会,创造一个有机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以促进国家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是现代社会发育的重要体现,它与政府转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于此,政府应该把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创造新型的公共事物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