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英雄:宋代“富民”阶层追求的另一种表达图式——以《水浒传》为考察对象

《水浒传》是以富民为主角、以富民无处不在为社会背景所展开的文本写作,这正是宋代"富民"阶层崛起、"富民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图景的文学叙事。《水浒传》所描述的富民并非"由富而贵"实现阶层上升的群体,而是力图"以富求贵"却难以达到目标的群体。他们大多数人走向为吏之路,说明了"富民"阶层在成长过程中寻求社会地位上升之路并不容易,他们试图通过多元化的选择在基层社会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当这些努力未能达到目标时,他们剑走偏锋试图走"造反招安"之路达到"做大官"之目标。《水浒传》"造反招安"的故事叙述,深刻反映了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富民"阶层对社会地位的不懈追求。     

北宋前中期富民阶层与诗词生产

北宋前中期富民阶层在经济政治“新变”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富民阶层的某些属性决定了他们必然有诗词生产与消费需求。同时,他们也参入到诗词生产、消费与交换过程中,对诗词生产机制的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试析明清时期的“以民养民”论

传统的“立君养民”论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以民养民”论大量出现,把救助困者、贫者看做是富民的主要责任,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日常社会生活中,主张以富助贫;第二,灾害发生时,主张以富救困;第三,主张宗族内部以富帮贫;第四,政府也极力主张“以民养民”。这一主张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明清时期富民举办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二是富民借助社会救助实现基层社会控制权的扩张。探讨这种养民思想及实践,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南宋富民与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特别是乡村文化教育得到重要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富民阶层的崛起有着重要的关系.南宋社会中,富民阶层在乡村社会中广泛存在,他们以“富而好儒”作为立家根基和必然选择,在发展家庭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在乡村社会中开展了广泛的兴学活动,促进了乡党之学的繁荣.而他们作为耕读结合的率先实...     

唐宋“劝富济贫”救荒政策研究

唐宋时期,随着富民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国家荒政愈来愈依赖于"劝富济贫"。从唐中叶到长庆前后,是这一政策从逐步出现到基本形成的时期。这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开始重视"劝分"之政,具体实施时区分富民赈粜与赈贷等情况,依据经济规律保护赈济主体的正当利益。自此之后,"劝分"之政被地方政府运用得更加频繁,但整体来说,富民仍然只参与到救荒的部分环节。至宋代,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地方政府对富民采取了更为全面的"劝分"措施,或实行"纳粟授官"和优免赋税,或由地方官员垂范和规范民间赈借行为,或强制劝赈并倡导富民群体联合救灾等,由此在社会灾荒救济的各个环节均充分发挥了富民的作用,使之成为国家荒政之"第一策"。而由富民阶层的崛起导致国家荒政变化的"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应反映了唐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     

从国家无偿赈给到"劝谕"富民出资——唐宋国家实物救灾职能转变之考察

唐代前中期,国家赈灾多采用无偿赈给的方式.唐中叶以后,在无偿赈给之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唐政府一方面改行有偿赈贷之法,另一方面则开始积极引导富民出资出力参与社会灾荒救济.宋代赈灾分为政府直接赈救与利用社会力量赈济两个方面.政府直接赈救,继承并发展了唐后期以来用富民之资恤救贫民之宗旨;利用社会力量赈灾,国家荒政逐渐演变为"劝分"之政,即"劝谕"富民出钱米参与灾荒救济,并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第一,视灾伤程度与官府赈灾能力而行劝诱力度.第二,"劝分"举措的制度化与优待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若受灾地无富民或富民较少,则地方政府让富民赈灾的"劝分"之政无施展之余地.     

王符的富民观及其现代意义

王符把富民视为治国的中心问题,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基本思想.富民的根本途径是农工商协调发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同时限制非生产性活动,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把节制奢侈性消费作为保持富足的重要环节.他的富民观对我们今天治国安邦、富民强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质疑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政治上温和保守、具有阶层冲突的缓冲作用、能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是社会的"平衡轮"与"稳定器".然社会稳定实质上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工程,稳定应是各子系统交互作用、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协调与共同发展作用的结果.对中产阶级理论中的"稳定器"说,应持审慎态度.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依靠乡村富民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是两宋政府的统治理念之一。这一制度在 实施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较为显著。但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居 乡富民不但有"豪横"和"长者"两种社会形象,更多地则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考虑;二者兼有,应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常态。     

积极推进边境县“兴边富民行动”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要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要与当地自然资源、优势资源转换相结合,要与扶贫开发相结合,要与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相结合,要与提高劳动者素质相结合.     

"农民工"是新兴工人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变化是大量农民转化为工人等城市居民,这一社会群体是新兴工人阶层与新市民.虽然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改善,但仍然没有走出二元化城乡壁垒,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本文对"农民工"群体的成长性与边缘性、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依靠新兴工人阶层的途径、新兴工人阶层的城市融合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唐代富民阶层的崛起与乡村控制的变迁

唐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从身份等级制向贫富分层转化,并产生了一批富民。富民阶层的崛起既是唐代制度变革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新制度的产生。我国古代乡里组织的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即是富民阶层兴起后乡村控制变迁的一种调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政策的新发展

人民群众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和政策亲切地称之为"富民思想"和"富民政策"。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一思想及其相关政策,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国家的性质,体现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目的,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政策的新发展。     

刘衡“保富民”思想研究

清朝中后期,经济结构的变化使统治阶级对富人的评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官员、士大夫提出了"保富民"的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衡。他不仅作了理论上的论述,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采取措施禁止差役勒索富民,以达到救济贫民、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官员治理地方的重要参考。"保富民"思想虽然源自儒家,但是刘衡的许多观点和措施实际上却深受法家的影响。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     

论宋代富民兴教化民与乡村社会秩序

宋代乡村精英中的富民热衷兴办义学、义塾、书院等教育设施,并采取各种方式资助、参与兴学活动。富民通过兴办教育设施,来教化民众,对于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控制作用。     

明清之际士商关系问题研究

明清之际,商业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以及新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得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遭到破坏,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传统士商关系开始发生巨大裂变.士商渗透、官商融合、弃儒就贾、亦贾亦儒渐成风气,中国特有的儒商精神也在商业实践中日渐形成,在明清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唯经济决定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关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然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关系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终的决定作用的理论,有人却恣意地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即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唯一决定因素的所谓"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唯物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最终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而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经济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捏造。     

试论“新意见阶层”

“新意见阶层”是一个新近出现又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社会群体,它有特定的内涵和形成的背景、条件.文章在如下一些方面作了探讨:“新意见阶层”概念内涵、外延的界定,如何看待“新意见阶层”的代表性问题,如何认识“新意见阶层”的社会作用等.“新意见阶层”在反映民意、推进廉政建设及决策民主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新意见阶层”素质不一,如何规范其网络行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前近代以来民间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和影响

前近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以民养民”论的出现，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出现了新的发展形态。从民间办理的仓储事业，到民间建立的社会救助组织，再到地方宗族组织进行的各种具体社会救助事务，民间社会救助呈现出一种繁荣兴盛的局面。其中既有政府层面的积极提倡，又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更有富民阶层的主动参与，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并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