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骞的边塞诗与清初的抗俄斗争

吴兆骞(1631——1684年)字汉槎,清初吴江(今属江苏)地方有名的诗人,青年时代参加过当地文人组织的“慎交社”。当清朝建立起中央政权后,他参加了顺治丁酉(1657年)科南闱会试,中选为举人。后“为仇家所中”(《秋笳集》,以下凡引自该书的诗文,不再注明出处。)被控告为科场舞弊,于一六五八年流放宁古塔,即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推行法家路线的康熙(玄烨)皇帝看过吴兆骞的《长白山赋》,很赏识他的文才。     

略论吴兆骞的东北咏史诗

清初的著名爱国诗人吴兆骞(1631——1684),因顺治十四年的江南科场案,被远谪东北宁古塔(今黑龙江省海林县杨林乡旧街村,后迁至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县城),长达廿三年之久。东北壮丽的山川江河,东北军民抗击沙皇俄国侵略的英勇斗争,给了诗人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中,坚持诗歌创作。在廿三年之间,吴兆骞写作了大量     

清初流徙东北考

清廷在乾隆朝之前的近百年间曾源源不断将大批人犯流徙东北地区。作为清王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在满清初长时间被用作流放地,主要是由清初期特殊政治环境造成的。流放政策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条例的方式确立,而条例的变化多体现在流放地点的改变上。     

三百年前已识君——略谈爱国诗人吴兆骞有关吉林的诗作

吴兆骞是何许人也,他何以会来到吉林,在吉林写起诗来呢?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些简要的介绍。 吴兆骞是我国清代初期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是江苏呈江县人,字汉槎,生于明崇祯四年,即公元一六三一年。从小便有才名,十三岁随其父吴晋锡过浔阳去湖南赴任,做《湘阳》等六诗,又作万余字的《胆赋》,受到师友们的赞赏。明末结社风气盛极一时,吴兆骞是由著名的复社——几社发展而来的慎交社成员。青年时期才名大振。我国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文人领袖吴伟业(梅村)称他和陈维崧(号迦陵,清初著名诗人)、彭蒸遹(号骏孙,清初著名诗人)为“江左三凤凰”。清朝顺治十四年,吴兆骞     

吴兆骞与长白山

一清初著名诗人吴兆骞,因顺治丁酉(1657年)科场案蒙冤流徙黑龙江宁古塔,到康熙二十年辛酉方奉诏赐归。吴兆骞之所以能够赐归故里,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原因照传统的解释是:康熙帝遣侍臣到东北祭长白山,吴兆骞作了一篇文字瑰丽的《长白山赋》,     

清代东北流遣区域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作为"龙兴之地",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关注。顺治元年(1644)八月清军入关,带走大量的八旗将士和劳动人口,导致东北地区大片土地沦为荒野,造成辽沈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劳动人手奇缺。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一方面实行《辽东招垦条例》,另一方面将大批遣犯流放到东北,以期有助于东北经济的发展。清初的流放区域主要在盛京、尚阳堡、铁岭、宁古塔、辽阳、抚顺、卜魁、三姓等地。流人绝大多数都是"给披甲人为奴",也就是隶入旗下,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也有一部分读书人得到当地高官的赏识与重用。流人的出路共有两种,一是编户齐民,一是遇赦回籍。     

宁古塔流人方拱乾兼论流人文化

清朝初年宁古塔流人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人数众多、规模庞大、文化素养高、特色鲜明的诗人群体,对东北地区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饱经风霜的方拱乾流放所作的诗文,不仅记录了在宁古塔的社会生活,也反映了知识分子之精神状况,在清初诗史和东北文学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郝浴与银冈书院

郝浴作为顺康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因得罪吴三桂而被流放盛京,继又流居铁岭18年。这期间他读书、育人,创办了银冈书院,为铁岭乃至东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诸葛亮形象新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里的＂贤相＂形象。作者虽然极力讴歌他的＂忠＂和＂智＂,但仍然表现了他在用人上的诸多失误。如对关羽的放纵,造成华容道曹操脱逃和荆州失守;对李严的姑息导致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对魏延的诬害使得内部矛盾激化。分析诸葛亮用人失误的原因,恰是他尽＂忠＂恃＂智＂的结果。再探究形成诸葛亮＂忠＂、＂智＂性格特征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使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从政文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依附统治者,将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明君的知遇。于是,既要依附于人,又想被他人依附的尴尬心态,既要受制于人,又想制服他人的双重人格,就构成了从政文人共有的扭曲心理。诸葛亮的用人失误,正是这种扭曲心理所造成的行为偏失。在他身上,不仅熔铸了历代封建文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和抱负,而且还深入挖掘了从政文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真实再现了他们的尴尬心态和双重人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的典型形象。     

中国近代爱国者宋小濂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处于劫难之中,清王朝昏庸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国形势危如累卵。宋小濂在此期间历任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呼伦贝尔副都统,黑龙江省民政使、巡抚、都督、民政长和中东铁路督办等职。他忧国忧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民族的尊严、人民的利益,同沙俄侵略者做坚决的斗争。虽然他居官并不显赫,但做出的贡献并非显赫之官所能比拟,他的爱国爱民的精神是值得时人学习的。 1900年沙俄侵略军借口义和团运动排外,向我东北进兵,攻陷瑷珲等地,占据漠河金厂。继之又在东北进行日俄战争,抢夺我国东北。宋小濂在此中华民族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以东三省善后十二策上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被派为漠河金厂提调,前去收复失     

论清代以来东北地区行政沿革及其变化——从清代至民国政府

近代的东北三省主要是黑龙江、吉林、辽宁。清初以来,东北地区幅员辽阔,但是自1860年以来,东北边疆日益被俄国蚕食,导致近代的东北三省成为今天的幅员。本文主要论述清代以来东北地区的行政沿革,对清代、民国、日伪时期的变化过程进行探讨。     

一代文人多命蹇——论关汉卿杂剧中文人命运

元代文人命运是元杂剧所集中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 ,而关汉卿杂剧中所描写的诸多文人形象 ,可谓开其先。关汉卿的杂剧 ,描写了元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痛苦坎坷的人生 ,又出于对元代文人凄凉现实补偿心理 ,为他们安排了理想的结局。关汉卿笔下的文人身上 ,既有沉抑下僚而生出的极度怨愤与痛苦 ,又有志不获展而发出的美好梦幻与追求 ,由此构成了元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 ,展示的是元代文人多命蹇的现实。     

清初《哀江南赋》注本考论

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在清初掀起高潮,注本的不断涌现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本文对清初九个注本的注者、注释特点、存佚及流传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指出寄托故国之思、创作借鉴、迷恋考据,是当时文人热衷注释《哀江南赋》的基本原因。清初《哀江南赋》注本不但生动反映了文人心理的变迁,也是了解当时文学和学术思潮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一位游记宁古塔山水的豫州人

老友张克,有志于文学史的研究。早在60年代参加编写《黑龙江文学史》,发现了古代黑龙江文学的空白。于是,十几年中他潜心研究东北古文化,遂有《东北古代文史论集》的论著。此书对地处黑龙江地域的唐代渤海国时期、金代初期、清代初期的文化——文学发展情况的探讨,对这些时期的重要人物、诗人作品的研究;对清代初期东北—宁古塔流人吴兆骞写作成就以及对同期另一重要流人张缙彦文学成就的发掘,颇有创见,有些     

山左山右两名士——徐昆与蒲松龄比较

一“后身”传说的意义“山左推君第一人”,①这是蒲松龄赠友人的诗句,其实用来评价他本人倒颇恰当。清初,山东出现了一批有成就有影响的文人和作家,而蒲松龄则以他极其精炼生动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独树文坛,成为清初的著名小说家。蒲氏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曾在同时代及后辈文人中产生了巨     

屈原的痛苦内容及其解脱方式

屈原的诗篇记录了诗人深重的痛苦内容,如其对民生多艰的痛惜、无人理解的痛心、国君昏庸的痛恨和去国忧谗的痛楚等等。他对这些痛苦的解脱方式主要包括写作抒愤、寄想占卜、精神远游和从容沉江。他的痛苦遭遇,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所经历的多种困境,具有典型意义。其对痛苦的解脱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屈原既继承了儒道精神又超越了儒道精神,并且是对儒道精神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略论沈辽散文的思想内涵

沈辽散文内容丰富,主要反映在:知我知佛,崇仰佛门;佛忘我忘,修身持节;达观自然,超然物外;民生艰焉,为善殖福。从中既可以看出沈辽在思想上的复杂性,也可以看出他有一颗爱民之心。沈辽在政治上坎坷不平,一度被弹劾流放,颠沛流离中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形成了一种达观自然、超然物外的处世观,这也是整个宋代文人思想情感变迁的一个缩影。每到一处,沈辽都很关心民生,他的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令人景仰,这也是他诗文中光辉的一面。     

方象瑛侨居杭州时期的交游酬唱与清初杭州文坛

清初文人方象瑛曾为避寇乱携家侨居杭州,期间所作诗集《萍留草》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与西陵文人的诗文酬唱等,尤其是思古堂雅集、斐园宴集,更是清初杭州文坛的一抹亮色。侨居杭州对于方象瑛意义重大,不仅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使其诗名更著,“方毛”并称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同时促使方象瑛的诗歌风格发生转变,也呈现出清初杭州文坛的丰富面貌。     

李渔剧作思想成就刍议

李渔是清初著名的曲家。芥子园主人《弁言》说:“海内文人,无不奉为宗匠,鸡林词客,孰不视为指南。”包璿《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叙》甚至说:“天下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湖上笠翁矣。”李渔既然如此为当时文人乃至妇孺所推崇,当然不会只是由于他在戏曲理论方面的建树,而主要是由于他在戏曲创作方面的成就。但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只是专力于他的戏曲理论的研究,而对他的戏曲创作则几乎无人问津,偶尔论及,也只是以庸俗肤浅而嗤之以鼻;“创作是蹩脚的”似乎已成定论。究其原因,主要是过去我们习惯于只是简单地在古     

清初文人赵士春道教实践与思想探析

赵士春是明末清初苏州地区的知名文人,随着赵士春《保闲堂集》多个版本的发现,其崇道的生活经历得以完整展现,修改了此前学界对其居士文人身份的判断,为了解清初文人的道教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细节化资料。清初文人的宗教选择常常被纳入明清鼎革的叙事中,但赵士春的道教倾向与其宦游的经历、明末江南的鸾社风气,以及交游圈的文人宗教环境关系密切,并不完全是政治变迁的产物。虽然晚明以来道教与特定文人社群的关系已成为明清道教史研究关心所在,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乩坛和家族信仰,从生活史角度展开的论述较少,赵士春的日常道教实践为清初江南文人的宗教生活提供了一较为详实的个案,对了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道教环境和道教思想将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