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跨文化理解——张泽乾著《翻译经纬》读后

张泽乾教授新著《翻译经纬》已于1994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立足于人类文化发展中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传递的历史与现状,总结古今中外译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吸收现代哲学、科学和艺术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借鉴文化学、符号学、传播学、语言学、信息论和系统科学方法论等,在翻译史与翻译论、翻译学与翻译术的结合点上提出和回答问题,对翻译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尤其是翻译中的跨文化理解问题做了富于哲理和启发意义的思考和     

湖北省和武汉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年会在我校举行

湖北省和武汉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年会,于1990年11月10—11日在我校外语学院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计300余人。李进才副校长到会祝贺。本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为:沟通信息探讨翻译理论,检阅成果交流翻译经验;总结近三年来省、市译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团结和组织全省、全市翻译工作者积极开展翻译学术交流、理论探讨研究、做好国际间文化交流及培训咨询等项活动中的成功经验。在学术报告会上,我校郭著章、张泽乾     

湖北省和武汉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年会在我校举行

湖北省和武汉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年会,于1990年11月10—11日在我校外语学院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计300余人.李进才副校长到会祝贺.本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为:沟通信息探讨翻译理论,检阅成果交流翻译经验;总结近三年来省、市译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团结和组织全省、全市翻译工作者积极开展翻译学术交流、理论探讨研究、做好国际间文化交流及培训咨询等项活动中的成功经验.在学术报告会上,我校郭著章、张泽乾等同志所做的专题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试论《红楼梦》俄译本中异质文化的翻译策略

对《红楼梦》俄译本中反映汉俄思想观念、文化内涵差异词语的翻译研究,分析面对异质文化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而指出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应相互借鉴与结合,才更有利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交流。     

浅议翻译与相关学科

本文讨论翻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笔者认为，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应是一个由翻译标准和翻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经纬交织的网络。只有梳透理清这层关系，现代译学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建立     

浅析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问题

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问题最早由英国学者彼特·纽马克于1976年在《翻译问题探讨》一书中首次提及。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问题也引起了不少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对于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的定义、出现的原因及相应的规避方法提出了不少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对于造成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的原因都是从文化、语言等差异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少的规避或补偿方法。     

对话与融合：基于对话理论的文化翻译研究

异质文化之间进行对话的首要前提就是实现其话语之间的相互对话。只有通过语言的转换，不同文化的内容才能够被异质文化所认识、理解或接受，达到文化的大融合。这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就是翻译。翻译是异质文化相互对话的必由之路。本文从对话理论的视角下讨论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异质文化对话对于译者的重要性。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间的隐性博弈

从翻译活动的构成和过程看，翻译实际上是两种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多个因素的博弈过程，其博弈的结果不是翻译策略的理想最优化，而是相互的妥协。如果把翻译实践所涉及的各种关系都纳入博弈论翻译批评的模式中，翻译批评是翻译实践的组成部分，翻译实践并不会完全以翻译批评为导向。     

《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生态翻译三维研究

阿来的边地少数民族作品《尘埃落定》向读者展现了解放前川西地区藏族人民独有的社会生活文化，经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后在国外受许多读者的追捧与好评。生态翻译学强调“适者生存”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小说所展现的生态意识不谋而合。采用定性研究，通过生态翻译学主张的三维转换理论研究葛浩文对《尘埃落定》的翻译，探索英译本的成功因素。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尘埃落定》时选择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流畅且容易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也让目标语读者在其翻译中领略到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促进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后其他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借鉴性。     

《牡丹亭》翻译研究现状评述

文章通过追溯《牡丹亭》英译的历程,对《牡丹亭》翻译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牡丹亭》译本众多、译者名家辈出而《牡丹亭》翻译研究却相对滞后的事实,希望翻译界有更多的研究者来关注《牡丹亭》的翻译研究,从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发展。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由于任何文本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涉及翻译文本的文化交流,译者在传达文本表层意思的同时,要兼顾深层的文化意思。提出文化与翻译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分析了文化对翻译的影响问题及文化翻译的策略。     

顺应翻译论观照下的《论语》两译本评析

顺应翻译论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间的差异。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辜鸿铭和安乐哲的《论语》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辜鸿铭是顺应其传播儒家文化并得到西方尊重的目的而采用"归化"法;安乐哲则是顺应文化平等尊重、相互融合的背景而采用"异化"法。二者的译介实质都是文化翻译的过程。     

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科学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方向。翻译研究必须与文化研究、文化转向相互结合,形成互动。只有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出各自的象牙塔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渊源、发挥翻译的强大功能并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宏观理论体系。     

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随着翻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翻译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译本中尤其是文化翻译部分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不忠”现象。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的《浮生六记》，其不同时期两个英译本的译文和原文存在诸多差异。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此差异现象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新视角。文章对比分析了《浮生六记》两个译本中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生成的相互关系，以期引导翻译工作者在文化翻译中能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最终达到平等文化交流的目的。      

翻译的文化性透视

随着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翻译的文化视角始于德意志民族的翻译史,路德对《圣经》的翻译以及德国浪漫派的翻译观都为我们开启了翻译的文化视野。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语言学派声势的渐弱,翻译界开始了向文化的转向。回顾翻译发展的历程便会发现,翻译始终与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翻译,就不能忽视文化这一综合性的影响因素,但同时也不能失去自己的主体性位置。     

当代《论语》翻译研究的理论图景——兼评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

《论语》翻译研究是中国典籍翻译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当今时代有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在现实语境和学术语境的双重变革影响下,当代《论语》翻译研究已然超越了如何译好《论语》这一朴素的主题,发展成为以经典的跨语际诠释为核心的、融合多元学术进路的问题平台。《论语》作为"开放的文本"在诠释过程中不断被重构,其翻译问题有着深刻的诠释学学理基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分别为《论语》翻译研究开创了以共时性、描述性和语篇性为特征的语言学进路,和以历时性为特征、高度关注翻译的文化塑造力量所牵涉的话语、权力、政治等问题的文化研究进路。本文借助"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所汇集的成果,较为全面地论述这一平台在当代呈现的问题方式和理论图景。     

从功能对等角度探讨《红楼梦》习语翻译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古典文学巨著，其语言精辟，但理解难度较大，尤其是体现浓厚汉文化的习语的翻译给中国的翻译者造成极大困难，但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英译版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译者们在翻译带有文化特色的习语时势必探悉负载其中的文化信息及英汉习语的对应语义关系。本文比较分析《红楼梦》两英译本中的习语翻译，从而例证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是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只要达到功能对等、不影响本土文化信息的传递就是成功的翻译。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关于人类学文化翻译中的天真与真实

自马林诺夫斯基之科学民族志伊始,文化翻译即已成为人类学家试图接近真理与事实之路径。无论米德之《萨摩亚人的成年》,抑或普里查德之《努尔人》,皆于诱、讹、化间试图达至文化翻译之精髓。然则西方话语之霸权、后现代之批判语境、学术失范之危机、写文化与写文化后之种种困境不断置文化翻译于真理抑或诗学纷争之两端,无以为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