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论”与曹魏政治

曹魏政权中后期,围绕着才、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四种论点: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它不仅是思想意识中的观点分歧,也是现实政治中以官吏选拔方式为主的统治实践所产生出的矛盾反映,表现出了曹魏政治运行中的种种矛盾,并影响着一个时期的统治措施制定和意识形态走向。     

魏晋才性论新探

<正> 魏晋才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了独具特色的一页。以往的研究,由于过多地强调了它的政治意义,而流于附会某些派系斗争,忽视了其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因而使汉晋之际人物批评到才性四本的发展线索模糊不清,也难以准确地对魏晋才性思想作出评价。魏晋之前的才性观点,一般将“才”定义为人的能力,特别指政治方面的才干,对这一概念的认识,魏晋前后的思想界分歧不     

智德·智能·才性四本——汉魏之际从重智德到尚智能的演变及影响

从孔孟到董仲舒所论的＂智＂,都属于道德论范畴,即智德,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品质。受其影响,东汉名士重智德,以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诠释＂智＂,其特征是：孝亲忠君;行＂仁义＂,明是非;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知人、举贤,识善,荐善。汉魏之际,士人以智谋和才能定义＂智＂,由重智德转向尚智能,其特征是：智为德之帅;激赏＂识度＂;摒天命,骋智力。这一转向导致作为魏晋玄学主题之一的＂才性四本＂成为热议。才性四本论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而且开启了魏晋时期人文思潮中对人自身才能、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思想解放之门。     

刘劭的才德观研究

刘劭从现实的需要出发 ,提出了圣人、“兼材”德才兼备、才德合一 ,“偏至之材”才德殊用的二元才德观。人才的兼偏决定于其先天禀气之均衡与优良。才性合的圣人与“兼材”要优于才性离的偏至之材     

魏晋的“才性之辩”

我国魏晋时期,开展了一场关于才、性问题的辩论。钟会将此次辩论的主要论点概括为“才性四本”。它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本应在我国思想史上占一席重要位置。遗憾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原著及钟会所撰的《四本论》早就遗失了,其他人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法也大都阙而罔载,故前人鲜有论及,后人也就畏而却步。本文试从至今仍幸存的一鳞半爪的材料出发,对这场辩论的背景、内容、实质及意义,作一些分析和论证。     

魏晋士人文化的“展现形态”

魏晋文学的丕变,实源于士大夫精神上"展现形态"的确立。"展现形态"的三种表现是名士、清谈和重才性表现的文章。以上三种"展现形态"的背后,实与东汉人才选举乡里清议的逐渐废弃和公卿路线的加强相关,其突出表现是《人物志》的出现。《人物志》的以"谈"和"四理"取人,实际是在选举法则上,由道德、实践的原则向才性展现原则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

魏晋时期,才性、情理、性情等命题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内容.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影响了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内涵:第一,重才智,轻性行;第二,肯定"情之所衷,正在我辈",第三,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不是任情恣性,而是"性其情",即抑情顺理,以理遣情.虽然个体不可能完全实现理想人格,但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可以无限接近这一境界.     

神话与魏晋诗歌

神话在魏晋诗歌中广泛地存在,构成魏晋诗歌的重要内容。神话对于魏晋诗歌,在内容、形象、语言、深层涵义以及诗人的个性表达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同时,魏晋诗歌也对神话的发展发生作用,促进了神话的仙话化。魏晋诗歌广泛地运用神话,这与神话自身的丰富意蕴、神话的自然发展、魏晋时期搜奇记异的社会风气以及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都有关系。     

论邓小平教育理论的主体结构

邓小平教育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自身也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文着重论述支撑起这一理论“大厦”的主体结构 :“政治方向首位论”、“优先发展论”、“‘三个面向’论”和“‘四有新人’论”。     

“碧鸡”考略

王琯《公孙龙子悬解》《叙录》云:“刘孝标《广绝交论》曰:‘纵碧鸡之雄’辩,‘碧鸡’一义,即出本书。”王琯以为刘孝标“碧鸡”一语,出自《公孙龙子》《通变论》篇。《通变论》曰:“与其碧,宁黄。黄其马也,其与类乎!碧其鸡也,其与暴乎!”     

关于“声无哀乐论”评价问题——兼论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

魏晋之际的重要思想家嵇康,不仅在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颇有建树,而且在音乐上也深有造诣。他的《声无哀乐论》,就是一篇在当时音乐理论领域反对“名教”,阐述自己音乐美学思想的著名论文。南齐王僧虔在《戒子书》中说过:“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南齐     

试辨古代文论中的“气”

作为古代文论概念的“气” 是与曹丕的《典论·论文》一同出现的。曹丕在这篇文章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齐气。”这里的“气”指的是建安作家们先天禀受的人格体气、才性风度。按曹丕的见解,这种先天禀受的人格体气、才性风度即“气” 之清浊、通塞神秘地支配了他们的文章诗歌的风格,两者间有着一种先天决定意义的谐调。 东汉以来盛行的人物品藻、鉴识和清议主要为了荐才举贤,用备政治。其最先重视的是人物的茂才懿德,慢慢却转到了人物的才性意气、神明风度上来。所谓“魏晋识鉴在神明”,刘劭《人物志·八观》称:“骨植气清,则休名生焉。”刘(日丙)注云:“骨气相应,名是以美。”“骨”和“气”这两个多少带有虚实对应意味的概念是当时人们最喜欢用的,品藻的对象也由贤良中正、茂才名彦转到了作家文士,又最后转到了作家文士的诗文风格。作为文论概念的“气” 首先被引进了作家论和风格论。     

“同异”、“坚白”之争新解读

冯友兰先生认为 ,名家内部存在着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派、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学术界普遍接受这一观点。本文则对此提出质疑 :1.与“合同异”对立的观点是“别同异” ,与“离坚白”对立的观点是“盈坚白” ,所谓“合同异”与“离坚白”的对立提法不妥 ;2 .惠施虽持“别同异”观点而与“合同异”的庄子展开过辩论 ,但是也受到庄子的影响 ,提出“天与地卑 ,山与渊平”等“合同异”命题。公孙龙持“离坚白”观点而与后期墨家的“盈坚白”对立 ,在“同异”问题上则既讲“别同异”也讲“合同异”。因此 ,名家内部不存在各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合”、“离”两派     

单纯词与合成词的界限问题

单纯词与合成词在部颁汉语教学大纲词汇与语法部分里已经正式提出来。但单纯词与合成词如何划分,教学大纲里却无明确规定。现行初级中学汉语课本第一册第二册合编管‘螳螂’、‘盘尼西林’、‘莫斯科’、‘布尔什维克’这种词‘每个字都不表示意义,只有合起来才有意义’的叫作‘单纯词’;管‘学习’、‘照象机’这种词‘每个字都表示意义的叫作‘合成词’。‘一个字的词自然也是单纯词’。汉语课本又把合成词分为‘联合式’、‘偏正式’这是两种主要的;次要的还有‘动宾式’、‘动补式’(这两种名称是笔者给加上的)等等。汉语课本还把用辅     

南北朝人才思想略谈

<正>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人才思想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人才概念远比前代丰富,其人才思想承前启后,包含不少进步因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先秦以迄魏晋,多以善人、贤士称谓人才,南北朝时期又常以才子、良才、美才、奇才、才俊等称谓人才,以千里驹、栋梁、宝玉等比喻人才。人才、人材、天才等概念,在当时也已出现。今人一般认为,构成人才的重要素质,有德行、才能、学问、见识和身体诸项。南北朝时人对这些人才要素的认识,要比前代深刻和全面。当时对士人德行的要求,主要是居家的孝悌和任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论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荀子哲学

如果说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是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天人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第一个圆圈的先秦诸子哲学自然也把天人关系作为自己讨论的基本命题。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讨论荀子哲学时,有的同志认为:“当时哲学斗争的—个中心问题,就是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亦即是‘天人合一’论还是‘天人相分’论的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与人关系上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化了的神,还是无意志的自然,而不是‘天人合一’论与‘天人相分’论之争的问题。”有的同志则明确指出荀子反对‘天人合一”,是以“天人相分”贯穿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就先秦诸子特别是荀子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言,我认为既不是“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争论,也不是天是否有意志,更不是反对“天人合一”的,荀子天人观甚而至于整个哲学体系是以“明于天人之分”为出发点,以“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性思想为核心主题,确立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的能动的天人合一观,他的自然观、认识论、礼乐论和人性论都是围绕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而实现天人合一这个轴心展开的。     

高山仰止——读鲁迅先生的《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首诗写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从“五四”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分为四个时期。一九三二年,属于第三个时期。关于这个时期形势的主要特点,毛主席说: “这一个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 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 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     

从“才性”至“灵性”——论牟宗三玄学研究的四重向度

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是其心性哲学断代研究的重要作品,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该书全面地体现了牟氏对道家和玄学的判释态度、哲学地位和思想意义等方面的内容。过去的研究作品多从其"道德形上学"的角度给出了牟氏的道家和玄学研究的特质,而本文将以"才性"之源到"灵性"之相的逻辑展开为线索,试图从道体论、生命论、境界论和审美论四个角度,对牟氏的玄学研究做出立体的诠释。     

石门山别考

杜甫《题张氏隐居》诗所提及的石门山,究竟在何处?清以前各注家从未涉及。自清初孔尚任《出山异述记》问世后,才明确指出是曲阜城东北50里的石门山。此后,王士祯又将孔说收入《居易录》中,云:“孔博士东塘言:曲阜县东北有石门山,即杜子美诗《题张氏隐居》所谓‘春山无伴独相求’、《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所谓‘秋水清无底’者是也。李太白有《石门送杜二子美》诗,‘何时石门路,更有金樽开’亦其地。山麓今尚有张氏庄,相传为唐隐士张叔明旧居,张盖与太白、孔巢父辈同隐徂徕,称‘竹溪六逸’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