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汉语修辞学的走向

世纪之交汉语修辞学的走向胡性初一、近百年来汉语修辞研究流变“汉语修辞逐渐从古代文论,古代诗话词话中分离出来,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是本世纪初的事情。”①２０世纪的近百年间,可以看作是汉语现代修辞学从草创、形成到普及、发展与开拓的时期。（一）１９...     

修辞学转向与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的转向是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把研究视角转向修辞而不是修辞学。修辞学转向带来的是一种泛语言化、泛符号化的修辞观，对修辞学是一种冲击。在汉语修辞学的未来发展中，修辞学家既要警惕修辞学转向带来的消极影响，也要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汉语修辞学传统的继承、借鉴与创新

本文结合我国修辞学的发展现状,论述了汉语修辞学传统的继承、国外修辞学或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鉴和现阶段汉语修辞学创新建设与繁荣发展的问题,强调了汉语修辞学学科理论体系和特有的方法论等作为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继承的重要意义,适时而融会贯通地"洋为中用"符合汉语修辞学与世界修辞学发展共荣的要求,赞扬了近年来国际修辞学界和汉语修辞学同行跨出国界、广泛交流对汉语修辞学发展的促进,探讨了汉语修辞学创新发展的可能与前景.     

论国家修辞学

作为公共修辞的一种形态。以国家为修辞主体,旨在处理国内政务、塑造国家形象、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事务。国家修辞学是公共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旨在研究国家修辞行为和现象、综括国家修辞手段和策略、揭示国家修辞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文章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重大国内外事务中的修辞实践为基础,提出了国家修辞、国家传播、国家修辞学等新范畴,分析了国家修辞的内涵、类型及其修辞主体和传播价值,阐述了国家修辞学的内涵、研究对象、内容、任务以及研究方法,综括了国家修辞学研究的学术和实践价值。作者认为,从个体修辞学走向公共修辞学、从民众修辞学走向国家修辞学反映了未来修辞学发展的方向。     

关于同义手段和同义修辞学的讨论

意义问题对人类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意义”可分为语言的意义和言语的意义,同义手段也相应地分为语言的和言语的。“同义手段”的有无关涉到修辞和修辞学能否存在;利用“转换”这一方法可探寻到“形”和“义”的关系,从而也可探询到部分同义手段的成因。同义手段理论体系是建立同义修辞学的纲领,但是从同义理论到同义修辞学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对现行汉语修辞学思想的反思

本文批评了以《修辞学发凡》为范式的现行汉语修辞学思想,认为现有的对修辞的原则、修辞的本质、修辞的目的及学科的任务等的认识存在着不足,不适合于用来解释动态言语交际活动中的话语修辞行为,提出汉语修辞学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理论界说,全面加强自身的科学化建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世纪之交的中国修辞学

本文通过对１９５０～１９９４年的当代中国修辞学所作的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在１９５０～１９６４年期间，中国修辞学侧重于实用性研究并使修辞学空前普及。８０年代初，在当代国外语言学的影响下，修辞学侧重于理论研究，这是中国修辞学的辉煌时期。８０年代末，由于忽视实用性的研究而热衷于远离修辞学中心的“空城”的研究，中国修辞学出现衰落。进入９０年代，由于注重了修辞特征和风格的研究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国修辞学得以稳健地发展。２１世纪的中国修辞学，必须克服“空城”的研究、空谈理论以及描述分析的片面性，必须侧重于应用。谈论当代语言学理论，应作为修辞学本身基础的理论指导，中国修辞学要研究诸如在写作、演讲、阅读以及在口语、文学语言和艺术语言中出现的所有修辞现象。中国修辞学将会稳健地发展并将实现新的飞越     

修辞学转向与“零度”

传统修辞学以语言形式调整和表达效果分析为研究内容,修辞处于辅助地位;转向后的新修辞学以言语行为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修辞取得本体地位。同时,倡导新修辞观的学者对言语行为研究的具体内容意见不一,或关注言语行为本身,或致力于言语行为与语用结构分析。目前,两种修辞观仍难以沟通。作为传统修辞学的方法论范畴“零度”,在新的修辞学中仍有价值,以之为纽带,两种修辞观可以形成一个贯通的体系。     

关于修辞学研究对象的争论

<正> 关于修辞学研究对象的分歧看法一直存在。早在我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次繁荣时期(从1923年唐钺《修辞格》的出版起到1937年张文治的《古文修辞例》的出版为止)就出现了分歧。王易在1926年出版的《修辞学》中指出:“修辞本身有内容形式二面:一根据想之念发展,二根据表情之利用。修辞学决非如寻常误解之空疏,观此可明。适应在此种种方式过程间之现象,即修辞学所研究者也。”这里,王易阐述了修辞现象的内容形式两个方面,修辞现象的过程性,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给后人以宝贵的启迪。陈望道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指出:“根据这种事实上的缺失及其他事实上的需要,所以材料配置定妥之后,     

一部富有特色的现代修辞学史专著--评袁晖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

袁晖教授是我国著名修辞学家。近十多年来他致力于修辞学史的研究。 1 990年他与宗廷虎教授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安微教育出版社出版 ) ,受到读者的好评。其后 ,他花数年时间 ,深入研究 ,推出了这部富有个性特色和风格的现代修辞学史专著 :《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 2 0 0 0年版 )该书《后记》中指出 ,2 0世纪“这 1 0 0年 ,汉语修辞学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质’的变化 ,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汉语修辞学。”回顾和总结这 1 0 0年来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历程 ,可以使我们领悟出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发展规律及成败得失 ,也可以使我…     

传播修辞学的问题域及其研究范式

传播学的"身体"里,一直都流淌着其他学科的血液,而修辞学则是其中最古老的学术传统。修辞学与传播学的"相遇",诞生了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传播修辞学。不同于修辞传播学的实践取向特征,传播修辞学强调立足修辞认识论这一逻辑原点,赋予传播研究一种修辞视角,将传播问题置于修辞学的知识脉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拓展并重构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传播修辞学研究的理论路径之一就是聚焦于传播活动的相关要素和环节,分别探讨其来自修辞学的研究视角及其打开的知识话语。相应地,修辞动机问题、修辞情景问题、修辞美学问题、修辞传播问题、修辞语法问题、修辞批评问题构成了传播修辞学研究的六大核心问题域。     

浅谈语法修辞结合问题

由《修辞学习》和《营口师专学报》两家杂志联合发起的语法修辞能否结合问题的讨论,在语法学界和修辞学界都是前所未有、意义深远的。它对语法学、修辞学的研究以及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法修辞能否结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可以结合,以郭绍虞先生为代表;一种认为不能结合,以史锡尧先生为代表。郭绍虞先生在他晚年所著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一书中指出：“汉语的语法可说经常与修辞相结合的。结合是正常的,不结合是部分。”①并从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两个方面阐述了“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汉语语法一方面非常容…     

汉语修辞学的新发展——中国修辞学会20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修辞学,是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而建立的、以语言本位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汉语修辞学创立于30年代,60年代呈现了第一次繁荣,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成为我国现代修辞学史的两座里程碑。八十年代以来,人文学科领域“文化热”的兴起,西方当代语言理论的引进,当代各种学术思潮的“西学东渐”及交汇推动,使修辞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学科的性质和意义,对修辞学的对象、范围、修辞的本质特征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尝试从人文学科的多维观照中探寻泛科学的诠释,从而建构新的修…     

修辞学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10月22日至27日,中国修辞学会和四川省语言学会、四川省民族语言学会在成都联合召开了“修辞学理论”研讨会,全国各地的语言、修辞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东瀛的日本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就修辞学的普遍原则,修辞学的文化视角、内涵以及修辞学中的语体、语境、修辞规范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修辞学：文学批评新思维

这里所说的“修辞学” ,其全称应是“叙事修辞学” ;它一方面继承了从柏拉图到韦恩·布斯的有关叙事技巧的传统理论 ,一方面大量吸取了以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为主的有关叙事研究的新成果。与传统的文学理论相比较 ,它有两个显著特性 :一是其理论前提设置的抽象化 ,二是其研究对象的本体化。这也是叙事修辞学用来从事修辞技巧研究的两大智慧性策略     

《修辞学发凡》的比喻分类探究

《修辞学发凡》的比喻分类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明喻和隐喻的进一步细分界限不明确;作为比喻辞格的子类,讽喻不应该和比喻并立为两格;明喻、隐喻和借喻的三分法,没有突出本体和喻体的联系;在修辞教学方面,《发凡》的比喻分类限制了学生对比喻范围的认识。     

修辞和修辞学的“三点一线”基本原理概述

修辞学发展至今,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否对修辞和修辞学的基本原理做一次总结性的归纳与概括,使之更加清晰更加条理化呢?我以为是可以的。 全面而系统地深入考察修辞和修辞学,我们会发现,人们,尤其是语言大师们竭尽其能,精心运用语言的全部过程,其实只是如何将语言运用中的“三个点”完美地协调到“一条线”上,使之成为有机的一个艺术整体的过程。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古今中外的修辞学家们为之潜心研究的实质,也不过上述三个点之间的关系。这三个点就是笔者在蒙古语修辞学研究中经常提及的:内容,表达,效果。 “内容”指的是语言运用中的言语交际信息:“表达”指的是语言运用中的言语交际形式:“效果”指的是语言运用中的言语交际信息反馈或言语目的实现形式。于是我们又可以分别换称三个点为“表达内容”、“表达形式”、“表达效果”。     

对外汉语修辞研究现状述评

对外汉语修辞研究,是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日益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的一门研究课题,是现代汉语修辞研究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文从“对外汉语修辞学”、“修辞与对外汉语教学”、“修辞与文化”及“修辞与其他”等方面出发,对对外汉语修辞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认为目前的对外汉语修辞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更多方面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状况,一些已触及的领域也都有待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试谈修辞学中的“飞白”

“飞白”本来是指一种特殊的书法,笔画露出一丝丝的白地,象用枯笔写成的样子,它外延到语言领域中,便成了修辞学中的“飞白”。修辞学中的“飞白”是指文章里表现在人物语言当中的那些特意用得不通的句子或不严密的、不完整的句子。它的作用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用来揭露敌人丑态。在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中用得尤多,如“你的,死了死了的！”“你的,认错了,杀头的”之类。这两句在语法上都属不通,因为原句是敌人说的话,是日本兵的破碎的汉语,于是就照着原来的话写,这是为了揭露敌人凶恶的丑态。     

《现代汉语修辞学》出版

本校中文系黎运汉副教授和中山大学中文系张维耿副教授合著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大学用书),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香港版),并向世界各地发行。著名语言学家、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张志公教授为本书写了序言。全书二十万字,分为七章,讨论了修辞学的主要理论问题,论述了汉语修辞学的历史及其发展,对语言词义形式的选择、修辞方式、语段的组织、语言风格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