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化杜诗的解构及其影响——论王夫之评杜

杜甫在生前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名声并不大,中唐以后名声渐高,其人被尊为"诗圣",其诗或赞为"诗史",或誉为"集大成",这就是杜诗的圣化;与此同时,有一些学者和文人对杜诗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通过选诗和评诗对杜诗加以剖析,刀刀见血,堂堂屹立的被圣化的杜诗似乎呈摇摇欲坠之态,给人们看杜诗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招致许多非议;遗憾的是,王夫之评杜的影响仍被低估.     

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李白与杜甫诗歌的经典化过程,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有不同的体现。现存的唐五代选本,仅三种选李诗,一种选杜诗,且评价不太高,这里有时间、地域等原因,更主要的是认识不到位,这与韩愈等诗人对李、杜的高度评价形成较大反差。宋、元人对李、杜的评价很高,唐诗选本却常常不选二人诗,主要理由是二人全集易得且不宜割裂,这其实是一种尊而不亲的态度。明代唐诗选本普遍重视李、杜诗,不但二人诗在选本中占突出地位,得到最高评价,而且是李、杜并尊,李、杜诗歌的经典化,在明代唐诗选本中正式完成。这一经典化过程,可见经典具有耐读性和累积性,随着时代的进展,李、杜诗的意义愈加凸显,而且光景常新。     

论明代杜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价值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录,现在流传下来的杜诗选本约有60多种。这些选本继承了宋元杜诗学的传统,不仅大量翻印宋元时期杜诗注解本和批点本,而且还侧重于对杜甫律诗的选录,选评结合;注释上主要采用＂赋比兴＂论诗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宋人的注释方法多有突破。明代杜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旧注的文献辑佚价值考订价值两方面。明代杜诗学对整个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读杜心解》在清初杜诗学研究中的学理秉承与创新

《读杜心解》在清初杜诗学研究中的学理秉承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间际于实证主义与文本批评之间;取舍于众家之注而归于＂心解＂。《读杜心解》既有学术的严谨内容,又有文学批评的灵性成分,可谓重学术而不废性情。探讨《读杜心解》的杜诗学研究状况有益于反观学术思想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杜诗学的接受与清初文化思想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的。     

周珽的唐代五古诗学观

明末学者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简称《选脉》),共60卷,选诗2 400余首,是唐诗学史上重要的选本之一,也是唐诗学史上部头最大、最为厚重的唐诗选本.该书分体选诗、论诗,讨论诸体均有创见,尤其是五言古诗一体,所选最多(共13卷),分量最重,所论最有新意.周珽认为,在初盛唐时,五言古诗已经发展至全盛阶段,盛唐至中唐时美才辈出,群星璀璨,至晚唐方走向衰落,其他诗体大体上也符合这一规律.《选脉》着重讨论了五言古诗在"四唐"的转换规律,肯定唐代五言古诗是对汉魏六朝古诗的发展,对盛唐偏于描写"山水田园"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较为欣赏;对以写边塞风物与战争见长的高适、岑参等人的诗作,亦予以较高评价;对李白、杜甫的五古,则予以高度赞扬,且李杜并重,并无偏颇.周珽论诗,以儒家"怨而不怒"说为指归,这与周氏家族的身世、学养、明末动荡的时代环境有关,但《选脉》以儒家思想论诗,却并不迂腐,而是平正通达而深刻,得"守正出新"之道.周珽论唐代五古艺术,注重发掘其新贡献,如论杜诗,在赞扬其质朴的基础上,突出其"大悲壮""大瑰丽""大宛转流利"等特点,对唐代五古"淡而有味"的风格,也有精当的分析.《选脉》融合了历代唐诗学者的思想精华,特别是能取明人高棅及"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所长而去其所短,平正通达,其学术贡献应高于《唐诗镜》《唐诗归》等明末大型唐诗选本,值得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王禹偁——两宋尊杜第一人

杜甫在宋代倍受推崇,确立了"诗圣"的地位。其间,王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作为白体代表人物的王禹,主张学白而实亦崇杜。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受到杜甫的深刻影响。"子美集开诗世界"的卓识,在杜诗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两宋尊杜第一人",王禹是当之无愧的。     

清初诗坛与明七子

一 明代七子派,是指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作家。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是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之后,公安派、竟陵派先后崛起,对七子派进行攻击,陈子龙等云间派起而捍卫。不久明亡,而攻击与维护七子派的斗争,仍在清     

重拾杜甫研究的遗珠:邵祖平论杜辑评

邵祖平是学衡派的重要诗人和著名学者,但已备受冷落多年.对杜甫及杜诗,邵祖平有热烈的喜爱和精湛的分析,主要见诸《唐诗通论》《读杜劄记》和《杜甫诗法十讲》.邵祖平论杜,就其系统性而言,已初具现代学术品格.现将其论杜的主要学术观点,分类援引疏列,以便于学者研读.     

宋濂《杜诗举隅序》一识

清代以来 ,研究杜甫和他的诗集的论著中往往要提到钱谦益及其《杜诗笺注》的影响。 1 940年洪业所写《杜诗引得序》中说 :“清代的杜诗之学者鲜不受钱谦益 (1 5 82 - 1 6 6 4 )《杜诗笺注》之影响。”〔1〕洪序中还引用了钱谦益的《读杜诗寄卢小笺》中批评黄庭坚和刘辰翁的话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钱谦益贬抑前人学杜评杜的一种批评态度 ,这段话也见于钱注杜诗的《略例》,文字略有不同 ,在《略例》中是这么说的 :“宋人之宗黄鲁直 ,元人及近时之宗刘辰翁 ,皆奉为律令 ,莫敢异议。余尝为之说曰 :自宋以来 ,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 ,评杜诗者莫不…     

杜田注杜小考

杜田为宋代注杜名家,杜田注杜诗最早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现书已佚.杜田,《宋史》无传.其人与注几淹没于历史长河中,本文据《九家集注杜诗》所引杜田注,对蜀人杜田生平、杜田注杜诗时间略作考述,希望借此能引起人们对杜田及杜注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试论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理论价值

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是稀见的杜诗学文献,蕴含丰富的诗学理论。杜注论方面,反思"千家注杜"所存在的过度阐释与注释讹误,认为"诗有待注而豁然者,有不须注而渊然、一落注而反索然者"。编年论方面,肯定编年乃"知人论世之要诀",又认为编年"不可泥信者亦多"。渊源论方面,切论杜诗"导源风雅"、"兼收博采",又详析杜甫诗论俱本《文赋》的诗学渊源。创作论方面,强调作诗以"学"始,以"悟"终,认为"选诗与看诗异,看诗与作诗异"。鉴赏论方面,视诗歌为"灵物"、"高物"、"深物",强调"惟癖则所研入深,所领略独"。这些理论真实再现了杜诗经典化、理论化进程的原始面貌,也凸显了清代学者杜诗批阅的实践感悟与理论思考。     

格调论视阈中的杜诗"正变"论——兼及对明清格调论思维模式的考察

"正变"论格调论是最为核心的理论命题,它决定着一个作家品第的高下优劣.杜诗"正变"一直是明清格调论关注的焦点,明代格调论从伸"正"诎"变"的视角出发,将杜甫置于"大家"之尴尬地位;清代格调论则从杜甫人格与诗格的多维标举中,圆满地解决了杜诗"正"与"变"的问题.杜诗"正变"具有重要的诗学要义,它体现了明清格调论不同的思维模式,反映了明清格调派唐诗观的发展演变和审美观念的时代变迁.     

王船山对杜甫反映现实诗歌的感受

王船山评杜诗时有妙解,亦偶有失偏。杜甫《自京赶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本是名句,王船山却视为”枯管败荻之音”,“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王船山评选唐诗,对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主要诗人皆有收录,尤以李、杜入选最多。对各诗人之评价,以李白最高,王维次之,沈佺期、杜审言、韦应物、储光义又次之;对元稹、白居易评价较低。杜诗入选之量居首,毁誉参半,评价不甚高。其因诚待深究,但论者据此推断王船山偏爱浪漫主义诗人、排斥现实主义诗人。     

清代杜诗批评的新变——以翁方纲为中心

翁方纲是清代重要的杜诗学家,又是乾嘉年间"四大书家"之一。他深谙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相通之理,在书学视域下观照杜甫诗歌,首次大量借鉴书学术语批评杜诗:以自然天成、质厚古朴论杜诗的艺术风格;以向背、虚实等论杜诗的章法结构;以圆笔、勒笔、提空之笔等论杜诗的艺术技巧。这种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于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乾嘉年间杜诗学与书学交融的新特色。     

德州学者卢世(氵隺)的杜诗学成就

明末清初的德州学者卢世(氵隺)为人简佚明彻、嗜酒好书,极富个性魅力.他爱杜至深,读杜诗竟达四十馀遍.其<杜诗胥抄>,选抄杜诗去取允当,<大凡>、<馀论>中则包含了许多精微深入的杜诗学观点.略去皮毛、发微抉髓、发人未发是卢世(氵隺)论杜的突出特点.他是杜诗学史上一位有独到成就的研究者,深得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的赞誉.     

“宏襟宇而发其才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相继称雄于文坛近百年之久。对于他们勃兴文学复古运动的群体形象,历来文学批评家大多以“拟古”二字加以概括。然而,叶燮、王渔洋等人,却在心平气和的再三审视中,看到了七子派的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有得与失的两面性,认为在反对“剽窃摹拟”、尊重创作个性方面,王世贞等人的诗评“间有大合处”。虽然他们对七子派文论中的“大合处”缺乏系统性的阐述,对其“间有大合处”的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但却开启着人们深远的思索。     

明末闵、凌刻《文选》评本述要

<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三种<文选>评本由明末刻书名家闵、凌二氏先后相承而刻,都推崇收录郭正域评点,又有各自的特点:<合评选诗>反应了辑评者赞成竞陵派主张的文学批评观点;<选赋>多选杨慎以唐诗注解或赏析选篇的文字,对后世文人评点、研究<文选>有启发意义;<文选后集>则更多借鉴万历年间书商刻印评本.它们实是在书商刻印评本和文人评本双重影响下产生的"综合型评本".     

治杜如治经──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治杜如治经──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王辉斌在杜甫研究史上，宋代“千家注杜”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其中被称为“少陵功臣”的赵次公的《社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巨著。宋代刘克庄称该书的学术成就可与《左传》杜预注、《汉书》颜师古注、昭明...     

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李、杜之争

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诗学流派党同伐异,迭相更替。作为一种易于传播和接受的诗学批评方式,唐诗选本大行,成为各派借以标榜自我、攻击异己的诗学实践。与前代唐诗选本相比,李、杜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得到空前的重视。选家对于李、杜各体诗歌的选录与评点,可以说是明代各诗学流派,尤其是格调派与性灵派审美思想、诗体观念的碰撞。     

明代散文复古思潮中关于“法”的论争

文学史发展中,散文字句篇章等形式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唐宋以来,散文在篇章结构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因此,唐宋派能够通过学习唐宋古文,总结出散文篇章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唐宋之前,汉代则是文学创作中字词运用高度发展的阶段,因此,七子派学秦汉文只看到字词之丰富,体现于创作中只能字拟而句摹。前后七子与唐宋派设定的学古目标不同,但学古的趋向存在一致之处,茅坤、王世贞等都很注重作家之意境、风格与"法"之关系,他们所谓"法",即能体现作家审美风格的修辞法则,其理论本质是对古代散文审美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