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大批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于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现有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是非耶稣会士,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视域融合”对中西文化交流及文化建设的启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强大的影响和渗透下,中国文化逐渐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又导致了中国的文化自卑感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如何以一种正确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文化的地位和交流问题?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核心概念即视域融合理论,对我们认识中西文化交流具有某种启迪。只有站在文化全球化的高度,抛弃狭隘的文化地域本土观念与思维模式,以多元开放的态度,包容大度的胸襟,来审视中西文化交流,才能最终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文化强国之路。     

晚明中西生死观的碰撞———以利玛窦为研究中心

晚明时期,随着东西海路大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针对中国高度文明的文化环境,采取文化适应路线,不仅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根基,更引发了中西文化更深入地碰撞,其中生死观问题占据了重要地位。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灵魂、死亡观念做了全新的诠释,也对中国传统生死观念中对来世思考的缺失做了有益的补充和调适。但鉴于中国重伦理的文化环境,利玛窦对西方生死观也做了部分调整,淡化神学意味,突出伦理道德,以有利于世道人心,使西方生死观在中国更加本土化。这迎合了明后期动荡政局下士人阶层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不仅有利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认识和融合,而且对明末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李约瑟：伟大的建桥者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叙述以及提出“李约瑟难题”都未必是李约瑟学术工作的最后归宿,他最为关注的是在东西方之间“架桥”。李约瑟这种架桥、沟通工作和毫无偏见的探究,是解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李约瑟难题”的钥匙。作为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者,一个沟通中西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为中西方的“建桥”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远远超出了科技史意义,而具有了强烈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意义。     

明清入华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新论

本研究以科学译介为主线,以人物活动为中心,以标志性事件而非朝代更迭为界线,对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翻译活动进行了全新的分期,提出以1687年为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的分水岭这一全新命题,强调了法国耶稣会士在此之后确立的优势地位,并且论述了他们取得的突出成就及其对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影响。     

中西文化经典互译第一人

第一个踏上中华帝国的新教徒公元1807年5月12日,一位刚满25岁的英国传教士,转道美国,登上了由纽约开往中国的“三叉戟号”轮船。一种为基督福音为中西文化交流而献身的激情,充满了这个年轻人的心灵。他就是罗伯特·马礼逊,基督教新教到中国来的第一位传教士,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先驱。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传教士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交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期,以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为了将基督教根植于中国社会的肌体,有意识地调整传教策略,融合中国儒家思想,将传道对象锁定于中国士…     

孙中山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如同中国近代其他杰出人物一样,孙中山也生活在中西文化冲突、交流和融合的时代,因此他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究竟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外来文化,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怎样才能将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就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孙中山的文化观。     

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模式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文化背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强制的历史合理性相交织,必然引起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剧烈与持久.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文化的人格化代表--知识分子就在不断地探索调适中西文化的途径,文化传统主义、文化折衷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就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依次发展的三种价值选择模式,也是中国人整合西方文化、建构中国新文化的尝试.近代后期,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王国维、陈寅恪、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超越了这三种价值选择,在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融合西方文化、建构中国新文化的主张,表现了中国先进人士整合中西文化的理性价值选择.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家对民权思想的认识历程--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民本观向民权观的迁转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开始出现西学东渐的局面,西方的民权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在它的影响下,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进行了改造,民本思想开始出现向民权思想迁转的趋势,并为后来维新派进一步认识西方的民权思想,构建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经典翻译扮演了很突出的角色.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把大量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经典译成中文.同时,他们还把中国哲学经典翻译成西文.儒家经典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孔夫子>,文章第一部分简略地介绍文本翻译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传教士对<四书>的特别定义,第三部分试图考察耶稣会士的译文与新儒家对<四书>的诠释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对全文所作的一个总结.另外,文章对西方传教士所做的诠释选择跟他们本身思想和传教策略的联系,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