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生计资本、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与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 ——以江西省873个农户为例

以江西省873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KAP理论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家庭生计资本、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与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三者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在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作用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作用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具有主导作用,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具有主导作用.基于此,从强化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和提高家庭生计资本两方面提出合理引导规范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的对策建议,为管理职能部门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意愿外化为行为是否有效：生态服务付费与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

沿着“付费意愿-环保行为-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的研究过程,利用OLS和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生态服务付费意愿与环境效果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付费意愿的村民有更强的环保意愿和倾向,能通过促进自我环保行动、带动邻里行动及配合监督村干部行动,实现意愿到行为的外化,同时通过环保基础、资金保障、制度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机制等村庄保障的调节确保付费意愿外化为行为的有效性,从而促进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提升。意愿外化为行为并非一直有效,付费意愿对环境效果提升效应因地区、意愿强度、环境水平和人居环境整治类型的异质性而不同。即是说,只要“意愿-行为-效果”的路径畅通和村庄基础等外部情景保障到位,就可通过提高村民环境保护的意愿,使得意愿外化为主动参与环保行为和影响他人环保行为,从而提高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效果。     

生态文明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检视与应对方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作为2035年的远景目标之一。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重要抓手。检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困境,是建设美丽中国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逻辑进路。伴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助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上成效显著,但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压力。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法治制度空置、资金保障不足、技术手段落后、社会资本缺失、宣传教育乏力、考评手段陈旧、问责机制不全等八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在切实审视农村环境整治困局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合理的应对方略,并对整治进路实施理性预期与展望,以期为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的行为机理研究

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以湖北省咸宁市、鄂州市、安陆市、天门市、大冶市、嘉鱼县、沙洋县等市（县）14个乡镇34个行政村的644个农户为调查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农户在农地整治中参与权属调整的行动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这一路径形式,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的行为意愿在其认知与行为响应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行为意愿是农户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动逻辑中必不可少的一环;（2）农户关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对行为响应仅仅存在微弱作用,权属调整的客观复杂性与风险性使得农户对此保持着极其谨慎的行动态度,农户的行为响应趋于“理性决策”;（3）农户的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为兼具“自发性”与“诱发性”双重行动逻辑,且在组织支持下产生的“诱发性”行动逻辑占主导地位;（4）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农地权属调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学视角下城郊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研究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与建设相对不足。地方精英在乡村厶居环境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显示着其强大的影响力。通过个案研究可以显见,村庄精英为村落在国家、省级人居环境建设评比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以东锁村为个案,对东锁村称号获得背后的逻辑原因进行了阐释,进而就人居环境存在的薄弱点予以剖析。发现理想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需要坚持生态与规划并行,不断完善支撑系统,提高村民的素质和公众参与行为。     

达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对策研究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狠抓落实下,达州市乡村人居环境得到很大提升。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仍存在某些问题。对此,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农村户厕摸排整改,有序实施“千村示范工程”,创新乡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创建村容村貌提升工程,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力度,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引入市场机制,保障资金供给,构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等治理对策方案,以期助力达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达到新的高度。     

社会交往、责任感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于2343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依据全国2343个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社会交往、责任感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比重不足三成,整体参与度偏低,且存在“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农民的社会交往与责任感显著影响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内的“仪式性消费”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情感连接,通过仪式性场合获取信息与资源,带动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但外出次数会逐渐削弱农民的乡村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弱化乡村认同,不利于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在农民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没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是干部、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影响。基于此,通过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发挥“关键少数”带动作用和凝聚“普通多数”合力,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热情,增强其责任感,进而提高农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率。     

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基于湖南省676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的湖南省67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M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参与数字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效应,为进一步推广农村数字金融提供决策参考。研究发现：（1）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意愿受到农户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2）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意愿不一定能够顺利转换为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响应;年龄、感知风险、以农业收入为主等因素会增大农户参与数字金融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负一致”的发生,受教育程度、感知有用、感知易懂、感知价值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等因素会增大“正一致”行为的发生。（3）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行为响应对农户创业、打造农产品品牌、参与农村电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户行为意愿到行为响应的转化,要增强农户对数字金融有用性、易懂性和收益性的感知程度,降低数字金融风险的发生,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     

佗城镇举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比赛

为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生活环境,河源市龙川县佗城镇创新举办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堆放柴草、圈养家禽评比大赛,积极发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进来,“赛”出美丽乡村新环境。在佗城镇叶布村,由村民代表、驻村工作队队员及镇干部组成的评委依次到参赛农户家中,根据房前屋后卫生整洁、柴草堆放、家禽圈养等标准进行现场考评。     

优化居住区声环境研究

针对城市声环境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改善和提高居住区声环境质量的措施和技术手段，提出从环境建设的整体考虑的角度出发，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构造技术等不同的环节解决声环境问题，从而优化居住区声环境的质量。     

基于绿色思维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

基于绿色思维的企业环境成本是指以构建环境生态为视角,本着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原则,对企业活动给环境造成的影响实施管理而采取措施形成的价值损耗或转移;而企业进行环境成本控制旨在提高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以现阶段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在分析环境成本构成内容及环境成本控制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绿色思维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运用策略,以完善环境成本控制方法,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绩效共同发展提供决策建议。     

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环境全球治理探析

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单一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全球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受到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选择和矛盾冲突让全球治理的前进脚步异常沉重,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环境法视野下的环境伦理

在环境问题频发的社会大背景下,以环境法的视角研究环境伦理以及环境伦理与环境法的关系,并将环境伦理运用到环境保护的法律实践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界定环境伦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重要关系进行分析,并以此对环境伦理本体进行反思与重构,以期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双重支撑。     

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

人类生存环境的多样化,从本质上规约了各民族的生计方式很难整齐划一。形形色色的生计方式表明人类对不同资源的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利用。这种差异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正是人类所期待的。生态环境不能产生生计方式,只能稳定生计方式。社会环境对民族生计方式的形成更具影响力,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互动过程。     

宪政视角下完善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几点建议

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当前我国为建设新农村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村官计划的实施对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优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素质结构、培养党政干部后备人才、缓解大学生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村官计划的实施还处于起步阶段,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与现行制度存在冲突和无法衔接的问题.针对村官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以宪政制度为视角,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     

宪政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环境危机

从宪政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愈演愈烈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认为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环保不作为与公众的环保无法作为.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破除权力垄断,保护公众的环境参与权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环境危机.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审计环境分析

现代独立审计是为减少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的一种重要外部治理机制,而其本身又存在着所有者与审计委托权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财务会计报告从生成到流向社会公众手中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重要环节:第一个是财务会计报告的生成环节,此时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取决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第二个是审计环节,在这一环节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间接地取决于审计意见的真实性,后者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有者与审计委托人之间的代理问题的解决。要确保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必须从这两个环节中的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入手采取相应措施。     

人学视野中的环境正义

从表面上看,环境正义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体现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正义。不同层面的环境正义根源于人的多种存在属性,人的类属性与全球环境正义相对应;人的群体属性对应的则是群际环境正义,与人的个体属性相对应的是个体间环境正义。在环境正义中贯彻“以人为本”,就是要公正地分享环境利益和承担环境责任,重视每个人都具有的环境权利和应尽的环境义务,在权利和义务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要关注不发达国家、落后地区和穷人在环境权利与利益方面的诉求。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