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

随着世界经贸环境不断变化,政策不确定性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本文以中国加入WTO为自然实验,以中国与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墨西哥、智利、印度、韩国、日本和加拿大的贸易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通过对贸易进行二元分解,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机制。研究发现,自加入WTO后,中国与美国等10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显著下降;无论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还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都会显著抑制贸易的增长,且两种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强双方对贸易的影响;集约边际是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主要机制。在政策不确定性日益严峻的环境下,为稳定出口,促进贸易发展,中国应保持经济政策的可预见性,并积极与其他国家签订优惠贸易协定,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日益加大的背景下,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给予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为准自然实验,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推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并借助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较大幅度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表现出上升趋势,二者具有因果关系,其中,企业出口行为是重要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维护贸易环境的稳定,应继续作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增进模式

本文基于对我国近十年来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动态变化的分析,指出了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动态增进的动力所在,认为它主要的增进模式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推动型模式,并分析了这种模式的特点及其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复合型模式.     

上海市高技术产品出口动向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 ,上海市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位居全国榜首 ,发展潜力巨大。上海市高技术产品出口具有保持强劲增长 ,结构不断优化 ,主要市场集中美日等发达地区 ,以加工贸易为主等特点。国际背景、区位优势、人力资本及政策因素是影响其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针对存在的问题 ,正确的对策应是 :克服市场过度集中 ,积极开拓新市场 ;大力推进企业制度改革 ,提高我国企业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主导权 ;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完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机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加成率——基于中国入世的准自然实验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近年来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基于1999—2013年的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显著提升我国企业加成能力,该结论在使用不同方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用三重差分法估计及在一般贸易方式下均显著成立。研究还发现,在企业出口环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减弱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边际成本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加成率提升;而在进口环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则主要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进而降低边际成本这一渠道提升企业加成率。研究结论对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重新解读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变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维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理论研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政府科研投入与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随着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加剧,高端服务业价值链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从理论上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采用2006—2016年全球40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差分GMM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理,并结合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政府科研投入水平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了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提升。进一步将政府科研投入水平纳入总样本门限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当政府科研投入占GDP比重低于0.37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高于0.37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在此基础上,提出助推中国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升级的政策建议。     

美国单边贸易政策和中国贸易收益的风险

加入WTO后,中国的贸易收益不仅来自开放环境的贸易自由化推进,而且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重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实施上的单边主义,以及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机制霸权”和中关贸易摩擦的逐渐升级,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贸易收益的风险。中国其贸易地位的特殊性——作为逐渐崛起的贸易大国,需要审视中关贸易进入的新阶段,在多边贸易体制的现行框架下规避和防范贸易风险,确保贸易收益的稳定性。     

贸易模式与国家贸易政策差异

国家总体福利最大化作为最优贸易政策的理论标准,在现实中被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具体目标所取代.不同的贸易模式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根据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的产业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产品的差异性和产品内垂直分工弱化了自由贸易对贸易国家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冲击,从而有助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产业和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贸易措施,将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须具备相关条件。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中国都有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必要性。     

贸易开放、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商品贸易出口规模逐年扩大.2013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22094亿美元,是1978年的225.4倍,年均增长为16.7％;同时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升级,2013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9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也逐步上升.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制造业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因此,中国制造业出口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与FDI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回归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对东部、中部地区的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有正向作用,而FDI只对东部地区的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政府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影响效应分析

政府合意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永久地影响贸易格局,使国家福利水平优于自由贸易时的福利水平,从战略角度对某个行业实行适度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汽车产业作为中国重要的产业门类,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是需要政府进行扶持的战略性产业。从实证角度研究政府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对于培育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未来政策实践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流动人口健康?——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探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利用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作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并显著地降低了流动人口“最近一年患病或身体不适”的概率。其潜在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当地污染治理能力三个路径影响其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由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家庭成员同住人数和健康基础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逐步取消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壁垒,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贸易政策中的博弈分析

在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充满了政府之间的竞争.在这些竞争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无一不把自己当做“理性人”来看待.通过博弈论,深入研究作为“理性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如何围绕自身福利最大化进行博弈以及最终的政治均衡.研究表明,在博弈过程中,各级政府不仅要关注自身的福利,更要去关注对方的收益,这样才能在讨价还价中取得政治均衡,从而保证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与贸易政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视角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严守承诺开放农产品市场,但农产品出口正在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根源。选取棉花、小麦、稻米和大豆等四种主要农产品,通过测算技术性贸易壁垒,考察净出口波动、产出效率和补贴政策,对中美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和贸易政策展开比较分析后发现:美国凭借其生产技术和贸易制度设计上的优势地位,实施严格的技术规制来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向生产者提供巨额补贴以巩固市场竞争力。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和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的缺失,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有背离本国农业发展水平的趋势,产业安全正遭受巨大冲击。中国正在成为新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力量,为打破农产品贸易被动局面,中国应将发展中国家利益纳入贸易制度设计中去,增大补贴范围和补贴力度,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加强对贸易壁垒的防御能力。     

入世后中国贸易政策与外国利益集团冲突分析和对策建议

本文在阐述以利益集团模型为核心的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基础上 ,指出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外国利益集团发生四个主要方面的冲突并分析了其原因 ,最后就中国贸易政策如何应对外国利益集团的压力提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