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落后乡村逆转发展机制研究——以M乡逆转发展情况调研为例

促进落后乡村逆转发展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而政府、市场和乡村社会多方主体价值共创是实现这一逆转的关键机制。政府部门通过提高公共政策决策水平、优化政策供给和调适、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来推动乡村治理。市场优化基础调节作用为涉农项目提供助力。此外，多样化的社会动员机制弥补了市场和小农户衔接不顺畅的环节。然而，虽然部分乡村实现了逆转发展，但是面向未来依然存在很多潜在风险，包括公共产品供给不充足、农业合作社机制不完善、特色产业带动效应不足、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等。针对这些风险问题，推进落后乡村逆转发展需要从机制构建上着力，包括完善公共政策供给调适机制、完善农业合作社经营机制、完善生态资源评估利用机制、完善青壮年人才就业机制、完善特色产业示范带动机制，从而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乡村振兴的学术脉络与时代逻辑:一个经济学视角

农业与乡村研究的学术史表明,乡村振兴是现代城乡关系由分工对立到融合共生的演进结果,是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内生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的乡村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脱贫攻坚成果在新时代的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的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乡村的推进,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成、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乡村产业培育与市场体系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经济组织变革、集体所有制改革,有助于培育乡村振兴的经济动能,提升其战略实施成效。在决战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的交汇期,推动脱贫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既是农户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需求,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主体支撑。从乡村产业与脱贫农户融合共生的经济性质出发,提升农户经营能力,优化机制设计,推进不同脱贫农户经营乡村产业链的适宜环节,切实推动高质量脱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序衔接。     

从强干预到弱干预：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型政府行为转型研究——基于L镇产业发展过程的案例分析

沿着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脉络,以L镇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行为演变的逻辑和机制。针对已有研究将地方发展型政府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不足,进而提出发展型政府行为的结构性解释视角。研究发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前,政府积极介入产业发展,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形成紧密关联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发展行为嵌入乡村社会之中。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解体、宏观政策制度环境的变化、乡村基层组织体系的松散化,这一系列结构性要素共同促成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和行为转型。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以农业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发展政策,将小农置于边缘化地位,不利于建立分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体系。如何为广大分散小农户提供更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使产业发展政策重新嵌入基层社会,是未来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政策改进的方向。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构建高品质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努力遵循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包括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发挥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的深度乡村旅游,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三牧”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技术赋能”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式培育及其带动作用——以石城为例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江西石城县着眼于“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立足县域脱贫与发展需要实施了“千人铸造计划”,该计划发挥县级行政动员优势并扎根乡土社会,从培育方案、产业选择、社会基础、组织设置与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着手,推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嵌入式培育及其内生带动作用激发,形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实践范例。石城经验体现了我国县域政府独特的行政动员机制及其嵌入乡土社会的本土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培育扎根乡土致富带头人及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有益启示。     

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村文旅产业作为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类型,也是产业振兴的重要环节,其发展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乡村产业兴旺发展、乡村居民增收、生态宜居乡村环境建设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聚焦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演化博弈模型了解利益相关者行为互动,并探索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政策的实现路径。通过分析发现,文旅融合可以作用于经济增长、乡村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进而影响到乡村振兴发展。政府在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需要适时地调整奖惩机制,在融合过程中协调各方关系,以实现参与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形成新的乡村产业发展优势和增长点,助力乡村振兴。     

分化小农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选择

妥善处理现代农业与小规模家庭经营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也是与小农户关系的处理过程，初步形成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支撑、以商品或服务为标的、以巩固小农户农业生产主体性地位为目标的主流衔接路径。然而，随着农户分化程度的加深，旨在提升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能力的诸多衔接措施，不仅推行难度大、衔接成效低，而且引发了农户群体的内部不公以及农户分化延缓等问题。对此，应以小农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目标，放活被衔接农户的角色定位，以现代农业发展诉求为依托，激活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优势和经营优势，通过打造适合分化农户的异质性衔接路径，高效有序地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

阐释了资本下乡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践过程.资本下乡前:乡村形成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具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特征;初始阶段:对乡村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形成冲击,开始重构农地流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中期阶段:下乡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利益主体结盟,构建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掌握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在农地经营收益和政策补贴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形塑新地权秩序的主要变量;分化阶段:资本下乡沿着新地权秩序瓦解、地权秩序再调整和新地权秩序确立三个基本方向演化发展.研究探索和完善下乡资本与农民家庭分工合作的农地经营模式,以期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利于留守村庄农民获得一份务农收益,减少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阵痛,并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     

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嵌入性理论的个案研究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依据其对村庄社会的嵌入性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分为内内生型与外生型两个基本类型。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于农村社会,与小农户有天然的社会文化关联,对小农户的带动行为源于二重动力,即一方面是谋取利润和促进发展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是注重关系维护和文化价值的社会动力,两方面动力的整合使其带动行为兼具经济理性与社会属性。经营态势、政策支持及村庄的文化与利益关系影响两方面动力的强度、结构和稳定性。需对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精准的动力激发与政策支持,涵养其为农惠农理念,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功能。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内涵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引导和鼓励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随着农村商业体制改革,资本下乡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再到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基于资本、农户、政府的不同逻辑,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能为长期缺乏资本投入的“三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结构;能使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村营商环境面临整体性再造,带动原子化空心村向特色产业村转变;但也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遭遇土地流转、生产组织、资源环境、经营风险等问题的挑战。乡村振兴要发挥资本积累动力,排除资本的负面影响,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厘清政府 企业 农户关系,构建差别化的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准入和动态监管,构建严格的下乡门槛;通过投资方向、投资模式和投资渠道的科学指引,构建清晰的下乡边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构建可靠的下乡保障,从而激发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更好地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