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视野中的乡村社会整合——广东梅县书坑村的个案研究

广东梅县客家村庄书坑村利用村落共同体的整合因素,发动群众和外出华侨乡贤改善村庄基础设施,而成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通过此实例,展现了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30年巨变过程中的延续和创新,并探讨了这种延续和创新对于当代乡村社会整合的现实意义.     

从异构嵌入到整合共生: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教育发展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根本性作用。乡村文化系统和乡村教育系统虽然具有不同的结构构成,在乡村发展功能上各有侧重,但是它们都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结构上的互相嵌入性、功能上的相互整合促进性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共生性。开展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建设,可实现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异构嵌入、功能整合、发展共生,进而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大农业: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转型

从单纯种植粮食到供给多样化农产品,再到满足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对农业生态、文化、社会功能的消费,中国农业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扩展、外延不断丰富的过程。 以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为方向的“大农业“思想赋予农业和乡村的各种功能以经济价值,使过去被隐藏的价值能够显化并得以实现。 由此,大农业可以成为乡村资本积累的源泉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基础,并让乡村在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和价值上的独一无二性彰显无疑。     

从嵌入到引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基于桂西南X村的案例考察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时代赋予基层党组织的历史使命。如何实现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领域的“有效在场”是党建引领的关键所在。在借鉴“嵌入性理论”的基础上,试从“嵌入式引领”的分析视角研究“嵌入式引领”在乡村振兴领域中的创新运用。基于桂西南X村的乡村振兴实践,发现该村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以产业嵌入、人才嵌入、文化嵌入、生态嵌入与组织嵌入的方式嵌入到乡村振兴领域中,有效推动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人才振兴、乡风文明、生态宜居与治理有效。在全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全面强化和完善基层党建的发展推动力、社会号召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政治领导力,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与组织振兴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基层党建在乡村振兴领域中从“嵌入”到“引领”的转变。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新路径——基于江西的分析

基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对江西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机遇和挑战及实现路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集中体现,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是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农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是乡村全面的振兴。对江西农业发展而言,需要以创新为引领,扩大产业发展视野,明晰转型升级方向,提升产业发展动能,释放产业发展活力,走一条具有江西特色的农业转型升级之路。     

乡村振兴与特色村落的价值定位及发展类型——基于云南考察

乡村是承载我国农民生活意义的场域,是连接集体记忆和面向未来共同价值再生产的桥梁。我国农村的区位、文化、生态、民族等构成乡村振兴内涵式差异化发展的要素和资源优势。就特色村落的价值定位而言,要充分彰显村落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和文化性四重价值,以不可替代性资源为特色村落振兴的底色,凝练村落文化品质和提升村落竞争力。在村落价值定位基础上,云南应以特色保护型村落、旅游养生型村落、国门形象型村落、红色教育型村落和郊区功能型村落为振兴实践类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道路。     

嵌入与重塑：村民环境集体共治何以可能？——基于柳州市L村的调查

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通过外部力量的嵌入和内部社会网络的重塑以实现环境集体共治。对柳州市L村的研究发现：嵌入现代管理制度，为村庄环境集体共治确立基本规则；嵌入党政资源，为村庄环境集体共治提供政治基础；重塑农村社会网络，激活环境集体共治的信任、合作和约束文化。L村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用于推广的局限性在于样板典型未必适合脱贫村，没有为邻村交接处的环境整治积累经验，环境治理成绩转化为乡村的内生文化动力的情况不理想。L村村民参与状况凸显了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着现代性困境，以及农村环境治理主体性不足。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组织机制

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行动中普遍且长期存在着差异化结果现象,即名实分离与名实相符并存。这一现象是基层政府在不同类型压力型体制作用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由于中央或者上级政府农业产业培育政策的目标靶向范围不同,在政府治理实践中压力型体制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即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与普惠性压力型体制。在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所塑造的组织运行情境中,基层政府的行动策略有很大差别。一方面,两种压力型体制下府际合作关系存在差异。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下,上下级政府围绕农业产业培育目标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下,受到政策绩效没有与主政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政策目标与当地的现实条件和政府部门的实际能力不相匹配等因素影响,基层政府会以维持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不会积极去创新农业产业政策。另一方面,两种压力型体制所造的组织情境影响着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的协同效果。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下,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授予了基层政府创新政策的自主空间。此外,中央到地方政府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基层政府也促使其不得不采取与其他主体合作的方式推进政策实施。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只需要对标既定政策目标完成任务即可,倾向于追求稳定的...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效率研究

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发展协同效果,并运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效率。研究发现农业保险通过农业信贷的中介效应对农业发展影响显著,财政支出在农业信贷与农业发展中有调节效应,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发展协同效果良好,而环境因素对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效率测算有显著影响,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上升。在环境因素中,成灾面积、灌溉面积对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运行效率提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正向影响,而财政投入对于不同投入指标影响方向不同。根据以上结论,我国应因地制宜建立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机制,合理配置财政投入,建立自然灾害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合理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对乡村振兴战略中农地流转的再思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土地是农村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流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相关性.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背景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同时面临政策支持、市场需求和社会期盼等重大机遇以及信息不畅、交易失范和融资困难等诸多挑战,通过重新审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土地流转存在的制度体系、供给保障和市场交易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要夯实土地流转产权基础,实现流转管办分离,完善流转服务平台,规范流转管理制度.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对乡村振兴战略中农地流转的再思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土地是农村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流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相关性.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背景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同时面临政策支持、市场需求和社会期盼等重大机遇以及信息不畅、交易失范和融资困难等诸多挑战,通过重新审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土地流转存在的制度体系、供给保障和市场交易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要夯实土地流转产权基础,实现流转管办分离,完善流转服务平台,规范流转管理制度.     

契合与嵌入:农村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定位与路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农村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与乡村振兴战略在发展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具体实施中应做到有效对接,注重协调性,实现契合发展。西方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了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应遵循农村社会发展以及制度完善的阶段性规律,优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制度化,以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为指导,契合农村社会结构,实行多元主体共建共治,整合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与运行机制,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     

农村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模式选择及其实现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三农”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涌现出了合作社领办型、创业平台助推型、美丽乡村引领型、龙头企业带动型、乡贤返乡兴业型等五种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农村创业模式,各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和结构要素,政策要素、平台要素、产业培育要素、资金要素和人才要素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农村创业的形成过程及其成效,进而推动了当地乡村振兴的实现。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充分考虑农村创业情境、经验和形成机制,才能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三农”政策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脆弱地区的绿色转型实践——以四川省阿坝县藏族旅游村寨神座村为例

乡村共同体是村民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体,也是村民文化和生活的重要载体。生态脆弱地区因为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和终结,致使环境恶化进而陷入生态性的贫困之中。破解乡村共同体之困,是生态脆弱地区完成绿色转型的关键,更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所在。地方能人和政府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业,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改变了生态破坏—生活贫困的恶性循环,进而实现了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的转变。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保护环境—经济发展”的新集体意识逐渐在村民群体中得到认同。因此,在经济与生态互惠互利新的集体观念基础上,乡村共同体得到了重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也被成功阻断,最终走上了生态、经济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形成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平共处的和谐局面。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从农民工再嵌行为切入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作为重要的乡村发展思路之一，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与农民工再嵌行为联系紧密，使农民工再嵌行为成为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效且独特的切入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流动不同，农民工的再嵌行为所涉及的流动是农民工为改变脱嵌状态的流动，也是为结束流动而选择的流动。从农民工再嵌行为切入，在描述和分析农民工再嵌发生和路径的基础上，结合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探究农民工再嵌行为的内在逻辑，最终形成以推动农民工完成再嵌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