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标准及 理论诠释的疏漏

朱熹以接续儒门道统为己任,历来被学者推尊为“中古第一人”和“集大成”者。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为准则认为朱子在本体、工夫和文本三方面不能契合儒门真精神,故判为“歧出”旁枝。首先,牟宗三以朱熹“格物穷理”论为基点申斥其求理于外,认为朱子所言道德本体“只存有不活动”,理之实践性和动态性丧失;其次,批判朱子顺取格物的工夫路径,认为以本心求外物乃认知之心,心之本体性和道德性弱化;最后,认为朱子进行义理阐发所据文本全然以《大学》为中轴,偏离儒之正宗以“四书”为中心的思路,故判其为“别子为宗”。事实上,牟宗三以上论断与朱子本意相差甚远。朱子思想重心非以《大学》为本,其所言之理乃即存有即活动的一体两面之理,其工夫乃逆觉与格物他律自律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对牟宗三“别子为宗”进行检视和反思。     

牟宗三对刘宗周思想的衡定——以“归显于密”为中心的检讨

当代新儒家的牟宗三以“归显于密”衡定明儒刘宗周（1578-1645）的思想。这里检讨其说,认为第一步归显于密之“摄知归意”或可引生意知回环互说以致显密混淆的问题。吾人或可补充之以“从已发归于未发”之说,使其意义得以确定。至于第二步归显于密,牟宗三以“以心著性”来规定之。吾人则认为“以心著性”可有歧义。“以心著性”实可有“尽心成性”及“尽心即性”之二解。刘宗周之所谓心形著性,应该是在把性体之外在客观义和形式义简别开之前提下去理解,方得还原其心性论之真实。在此意义下,刘宗周的思想便应是一“尽心即性”而非“尽心成性”之系统,而可以归属广义的王学。     

牟宗三心性之学的三个问题意识及其遗留的课题——纪念《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60周年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特别凸显了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虽然后来学界对这种过于抬高心性之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但这并不能掩盖现代新儒家第二代在心性之学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牟宗三早期较为关注政治问题,但中期和晚期的精力都集中在心性之学方面。牟宗三心性之学研究始终贯穿着三个问题意识,即活动问题、流弊问题、存有问题。所谓活动问题是指一种道德学说如何能够具有动能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活动论;所谓流弊问题是指如何杜绝心学走向弊端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形著论;所谓存有问题是指道德之心除决定个人成德成善之外,对宇宙万物能否以及如何发生影响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存有论。为解决这些问题牟宗三付出了一生的努力,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观点,但也留下了一些问题亟待后人解决。     

牟宗三存有论的理论意义与方法缺陷

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说，道德之心是一创生实体，不仅可以创生个人德行，同时也可以赋予宇宙万物以价值和意义，创生道德的存有。这一思想在继承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阐发康德相关思想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在存有论的创生主体，对智的直觉概念的诠释，特别是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称谓等方面存在诸多疑点。故深入分析存有论的理论意义与方法缺陷，对于正确评价牟宗三的儒学思想并给予其一个准确的定位，有重要意义。     

浅析牟宗三哲学中道体、性体与心体的逻辑构架

道体、性体和心体是牟宗三道德本体论构建的核心概念,是牟宗三构建＂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支点。道体是形而上的根据,是牟宗三道德本体论的逻辑前提,性体是从道体养成心体的必要环节,是不同主体成德的内在根据,心体是具体化的性体,是在社会实践中培养起来的道德之心,是人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只有从道体、心体与性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才能从先验的层面上理解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成为可能。     

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

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与伊川朱子三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牟先生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是“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融道德与存有、心体与性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为一体,不仅有利于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而且有利于以道德制衡科学与民主,是最完备的哲学形态。牟先生以“道德的形上学”这一圆教模型作为标准,对宋明理学进行分系,提出著名的宋明理学三系说。     

牟宗三“独体”思想研究

“独体”是儒学的一个传统概念，牟宗三将它继承下来，并用它来表示其“良知”本体。在牟宗三看来，不同的哲学流派对于“独体”表现持有不同的态度。当然，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牟宗三是赞成“独体”之表现的。他认为，“独体”之表现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一是“赤裸的生命之情欲方面的蠢动与冲破”；其二是“生命之智慧方面的烛照与欣赏”；其三是“生命之道德方面的实践与参赞”。在这三个层次当中，惟有第三个层次才安顿了生命；正因为如此，这个层次的“独体”也构成了对前两个层次“独体”的统摄，进而也构成了对人类所有思想的统摄。     

胡宏体用视域下的心与性为一抑或为二之歧见辨驳

胡宏哲学的核心在于其心性论,而关于其心性关系的认识却存在为二与为一之歧见。这些不同的看法直接影响胡宏哲学精神之真实显现、哲学思想之圆融与否以及其哲学地位的认定。朱子从其己丑之悟后的心性情三分格局出发视胡宏之性与心二分,导致其对胡宏之学形成了诸多误解,以至于胡宏之学长久无人问津。牟宗三先生独具慧眼,从胡宏之学的道德实践本质出发,反对朱子对胡宏心性关系的认识,阐胡宏之学心性为一之旨,主张心体即为性体,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现学界对胡宏之学的研究在牟宗三先生的研究上继续向前推进,纷纷从本体论的视角主张胡宏之学为性本或心本,致使胡宏之心性又分而为二,造成在解释胡宏之学时理论和实践不圆融的两难局面。此种现状的改变有赖于重新审视胡宏之学的心性关系,以体用诠释模式为突破口,明确胡宏之学不能简单地归约为性本或心本,而应当以兼括体用的“道体”称之。     

"一心开二门"与"一心开多门":从康德、牟宗三到傅伟勋

傅伟勋的哲学是从对康德问题的追索开始的 ,而联系康德哲学与傅伟勋哲学的枢纽则是牟宗三。牟宗三将康德哲学的核心观念理解为“一心开二门” ,但他不满意康德解决问题的思路 ,认为在康德哲学中缺乏“真常心”的观念 ,从而无法解决人如何会有道德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傅伟勋肯定牟宗三用“一心开二门”来理解与笼罩康德的慧识 ,但他又认为“一心开二门”的视野过于狭窄 ,因此提出“一心开多门”。“一心开多门”肯定世俗真理之多元 ,可以对治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之偏颇及其独断论 ;但其逻辑结论 ,却有最终瓦解与颠复康德哲学的形上性的可能。因此 ,康德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须遵循“一心开多门”的实证主义路径 ,而仍须从生命本体出发 ,这就是傅伟勋提出的将生命“从十字上打开”的方式。     

再议“旁出”——对卢雪崑教授批评的回应

朱子学理的真正问题不是道德他律，而是道德无力。如果对此没有准确把握，不仅不利于发现朱子学理的真正缺陷，而且势必造成低端的学术重复。在三分法视域下，完整的道德学说既有智性，又有仁性，由仁性提供动力，其学说才能有活动性，这就是“道德动力学”。朱子学理的问题正在于此，由于对仁性体悟不透，仁性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致使整个学说缺少动能。虽然有此缺陷，但朱子所言格物致知蕴含着以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识的内容，又有很强的合理性，在儒学“一源两流”的总体格局中有其独特的位置。判教应该以孔子仁智双全的学理规模为标准，不能仅以仁性为标准。缺乏这种总体观，继续为牟宗三“旁出说”做辩护，不仅学理格局偏小，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     

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牟宗三哲学——读《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显学”。程志华教授的《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是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作者基于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分析,通过“内在诠释”的理路,将牟宗三哲学放在中、西、印哲学的宏大视野下,阐释了其“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凸显了其对于传统儒学和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独到价值。因此,牟宗三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一座理论“高节。     

牟宗三对“仁”的诠释及其康德影响

牟宗三以孔子“仁”的“觉”、“健”特性为逻辑起点，“践仁”以接契“天道”，并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宋明儒的“仁心性体”释“仁”；不仅如此，他还把基督教的“上帝”和康德的“自由意志”比作“仁”，将“仁”视为生天生地的绝对形而上道德本体，并从中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外王来。这为后人研究“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只有深入开掘儒家“仁”学传统，将“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并作出西学的创造性诠释，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切实有效地为构建现代新儒学服务。     

"太虚即气"之"即"当为"是"义考论——对牟宗三解读的反思

牟宗三将横渠"太虚即气"之"即"诠释为"不离之即",引发了诸多争论.无论考之于用字习惯、理论目的,还是历史阶序,这个"即"都只宜断为"是",意即"太虚"就是"气",将横渠学理定性为气本论,在学理上没有违和感.牟宗三将"太虚即气"之"即"解释为"不离之即",属于"六经注我",意在凸显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传统,以完善三系论的分判.我们可以借此消化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但不宜认为这就是横渠思想的原貌.不明白这个关系,受牟宗三影响形成先入之见,是造成目前横渠研究多有混乱的根本原因.     

张载哲学本体论的现代诠释——以张岱年、牟宗三的研究为例

张载哲学本体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研究热点。张岱年和牟宗三分别代表了其中的两种研究范式:在张载哲学本体的判定上,由于对"太虚即气"的不同理解,张岱年认为是"以气为本",牟宗三主张"太虚为本";在张载哲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定位上,基于各自的"三系说"系统,张岱年认为张载属于宋明理学"理"、"气"、"心"三系中的"气本论",牟宗三则视之为"性"、"心"、"理"三系之"性体"系的渊源;在哲学体系建构上,张岱年体现了"接着"张载、王夫之气学讲的哲学自觉,建构了唯物的新气学体系,牟宗三由"太虚神体"的心性化取向,着意于道德的形上学体系。     

格义、反向格义中的是是非非——兼论气本论不是唯物主义

文章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格义、反向格义的三个错误.其一,当代中国哲学中,用形上一词来解释metaphysica,这可以看作格义上的错误.如果认定气论是中国思想主根,形上指形式、质料这对范畴出现之前,因而与之对应的西文是pre-form(或pre-matter);形下则指形式、质料这对范畴出现之后,即post-form(或post-matter).Mataphysica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讨论万事万物是其所是的第一原因是形式还是质料,在气论看来,当属形下问题,因而译为形而上学是错误的.其二,唯心一词源自佛学"万法唯心(造)",故而无论形式(ideal、eidos、form)还是质料,均为法相,生于心.这就是说,唯心之原义是破idealism.可见用这个词译idealism是开了佛学的玩笑.其后再行反向格义,用唯物主义称呼气论(气本论),这是把气看作了质.今依亚里士多德思路,译idealism为形本论,相应地materialism译为质本论.气居形上,为pre-form或pre-matter;质与形归属形下.故而视气本论为唯物主义不当.其三,牟宗三对康德智性直观学说的批评,属反向格义;涉及怎样理解康德哲学中的bewut.牟宗三批评康德把自由看作公设,主张自由是呈现,根据在于有智的直觉.其实,康德讲自由为公设时,自由概念取存在体义.而在这个概念取心之能力义即看作纯粹实践理性时,则为呈现义.康德认为人没有智性直观(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牟宗三坚称人有智的直觉,实则牟氏所谓智的直觉在康德哲学中的对应概念当是bewut.牟宗三论智的直觉,主要依据是良知反观(或返照).bewut义为观照,则反观(返照)义当对应selbstbewut.     

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思想

“万物一体说”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万物一体说”思想的提出，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心即理”是陆九渊提出来的，王阳明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发挥，成了他“万物一体说”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由于“心”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是“天下之大本”，所以，世界的一切，离开了“心’就不复存在。因此，王阳明指出：”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王阳明的“心”即是“良知”。他用“良知”把心…     

论朱英诞诗歌之谐

“谐”是中国传统文学中重要的审美范畴，亦是朱英诞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朱英诞诗歌之谐主要体现在诗歌风格、思想旨趣、艺术表现三方面。基于朱英诞的谐诗观念与诗学实践，可将其诗歌之谐划分为“悲谐”“喜谐”“智谐”三种风格：“喜剧的诙谐”以天真愉悦人，“悲剧的诙谐”以豁达感动人，“智性的诙谐”以思理启发人。与三种诗风相映衬，朱诗之谐主要指向赤子的真淳童趣，隐者的闲散逸趣，智者的玄思理趣三种思想旨趣；在艺术表现上，朱诗以独特的诗思方式，谐味的诗歌语言以及智性诙谐的对话，给人带来一种会心会意的灵性之笑。     

牟宗三“心体”是王阳明“良知”吗？

仁与良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释良心,牟宗三以心体释良心、良知.虽然牟宗三所言的心体与王阳明所言的良知都是道德的根基,但是牟宗三所言的心体主要是指道德规范的整全,即全体的道德规范,而王阳明所言的良知并不是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形成具体道德规范的原则,是判断道德规范的标准.此外,牟宗三所言的心体与具体道德规范的关系是全体与个别的关系,而王阳明所言的良知与具体道德规范的关系则是道德规范的原则与具体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牟宗三所言的心体并不是王阳明所言的良知.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