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模式选择、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

基于“对象性质-制度装置-制度安排”的分析框架,分析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条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地确权存在确权到户、整合确权以及确权确股不确地3种主要模式,土地共有产权强度的高低决定了农地确权模式的选择。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各异;农地确权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面临着确权成本、法律基础、村规民约、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条件约束,因此,应依据土地性质,综合考虑确权成本与收益,结合历史和现实,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的选择农地确权模式。     

农地确权与农民土地转出价格优势——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数据,采用Probit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系统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价格优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考虑选择性偏误时,农地确权使得农户转出价格优势显著上升10%。在使用PSM方法消除偏误误差后,农地确权可以使农户转出价格优势提高约14.2%。研究表明,确权颁证有助于转出户获得市场价格优势和增加财产性收入,因此,为切实发挥农地确权提高土地价格优势的作用,要厘清土地产权边界和权属关系,形成有保障的承包经营权。     

市场激励、农地确权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771个苹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和农地市场的双重激励,短期内对农地产出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产品市场激励,长期内对农地质量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地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长期保护行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对短期保护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农地确权在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农地市场激励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政府应注重完善农地市场制度、农地价格机制以及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同时重视农地确权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有效发挥农地市场和农地确权对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业绩效影响:投资激励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来自丘陵地区三个村庄的初步证据

从投资激励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两个维度检验<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来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业绩效的影响.结论指出由于目前土壤保护性投资对农业绩效的贡献微弱,因此地权安全性的投资激励效应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地权安全性的资源配置效应对劳动力生产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土地生产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政策含义为从改变农业补贴方向和风险基金机制以及提高地权安全性等方面来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农地流转:演进逻辑、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基于文献分析

基于国内学者对我国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与农地流转相关性较强的文献进行梳理,描绘1996年至今20年间该领域研究重点的变迁。结果发现,国内学者界定了农地流转的定义,对其特点、分类、动因开展过深入的探究,特别是对现阶段我国农地流转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困境,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提供了多种解决思路。但是,关于农地流转我国学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基层政府职能等方面还研究得不够全面和深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逻辑和决策思路

农业供给侧改革是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不仅仅是结构性改革,同时也是功能性改革和组织性改革。从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入手,阐述农业“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相互关系,以科斯参照系替代新古典的阿罗-德布罗参照系,初步提出现代农业生产-供给体系理论;重新认识现代农业,尝试性地提出现代农业的“三维系统”理论,从学理上基本厘清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研究认为,农业生产-供给系统是“生产要素+技术+组织形式+制度安排”的有机综合体。据此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决策的一个核心是思维创新,两个关键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分析

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1985-2004年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长期存在唯一稳定的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所致。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谨慎投资行为的实证检验

引入了国外的机构投资者谨慎投资原则的概念,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谨慎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在2002年基金年报公布的投资组合基础上,对基金的持股比重与股票的某些特征变量(这些特征变量与基金的谨慎投资行为有关)进行了回归分析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2002年末期,基金的投资行为是谨慎的;在研究变量中,基金的持股比重与股票的大多数特征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并且基金避免持有这些特征变量极高或极低的股票.     

宏观金融视角下“存差”现象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从存差形成的机理出发,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存差形成的内在原因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基础货币投放量的持续快速增加是存差的直接原因;现金漏损率降低是存差增加的原因之一;资产运用的多元化也导致了存差扩大的结论。     

中国投资需求不足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 ,构建了一个解释中国经济中投资需求不足的理论模型。从模型中可以看出 ,投资需求不足来源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市场经济中信用规模的膨胀—收缩机制。另外 ,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计量验证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调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发挥国有经济宏观调控职能的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分析

与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能够弥补市场缺失、纠正市场失灵(特别是新市场失灵)。在教育投资信贷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社会资本是个人获得私人教育投资借款的一种方式,从而社会资本差异会导致私人教育投资支出、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差异。为了开发人力资本和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努力提高我国的社会资本水平。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性理论及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注重扩大建设规模实现区域覆盖的建设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竞争造成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警示。文章着重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度"的问题,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适度性的观点。首先,在古诺模型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效应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其次,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公路为例,采用中国各省份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交通基础投资建设初期,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继续扩大化,将超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对经济产造成不利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个适度的程度能够实现经济产出的最大化。再次,在适度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最优路网密度模型,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动态均衡的关系。通过运用部分OECD国家的国际数据估计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适度规模,以此评价中国各省市路网密度的适度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状况,其中西藏、新疆等中西部省份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而北京、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旅游型城市海南则出现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情况。最后,提出建议: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避免盲目的进行规模扩大化建设,应更加注重质的提高,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利用率;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需求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差异化,注重地方政府间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沟通和衔接,提高中国交通基础施设整体水平。     

FDI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是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FDI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1979~2009年数据,通过引入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对FDI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模型检验。实证研究表明,FDI的增长降低了农村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而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由此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即FDI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能。为此,提出要通过引导FDI的产业投资倾向、促进就业市场的的统一及增加教育与培训投入来缓解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     

确权背景下农地调整的影响因素及其思考

基于广东、江西两省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已确权样本和未确权样本的农地调整次数及其调地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已确权样本和未确权样本的农地调整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未确权地区的非农劳动力转移比例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承包地土壤肥力的下降均能增加农地调整次数及扩大调整程度;而在完成农地确权的地区中,地形、到县城的距离、农地灌溉条件、农业收入占比以及家中是否存在本村大姓干部对农地调整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购买养老保险在两组样本中对调地产生的效应相反。农地确权能够有效地降低由地势恶劣、土壤肥力低下及非农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所引起的农地调整的频率及调整程度。     

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的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方差分解、多变量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实证分析水产品、粮食、鲜果、鲜菜和肉禽及其制品市场相互作用的关系和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农产品市场相互影响;某类农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带动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过程,也是其他农产品缓解被冲击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压力的过程。由水产品、鲜果、鲜菜和肉禽及其制品构成的鲜活农产品市场两两间存在明显的GARCH型波动溢出效应;鲜活农产品市场与粮食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却并不显著。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的制定要从全局出发,对各类农产品市场的关联性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