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

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数字中国、实现数字强国的重要着力点。既往研究囿于模型构建的局限,忽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空间交互关系以及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可能会使参数估计结果出现严重偏误。文章基于中国10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生交互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区域内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存在显著的正面交互作用,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可双向促进;而在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均存在显著的负面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数字经济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实体经济增长,并且邻近地区实体经济规模的扩大也会给本地数字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面板分位数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识别了数字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条件性特征与阶段性特征。最后,基于实证结论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20年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空间效应、区位异质性以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本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更是能够对邻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直接效应在东、中部显著,西部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仅在东部显著,中、西部不显著;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其影响随数字经济水平、财政分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中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影响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实体经济行业,绝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但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较,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不仅不大,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的状态和变化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有助推经济资源"脱实向虚"和资本与人才外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作用,中部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阶段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     

数字经济与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利用财新传媒2017—2019年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从技能水平和性别两个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行业内的高技能岗位比例,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存在行业挤出效应以及对上下游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行业内女性正规就业的比例,对女性正规就业存在挤出效应。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广度更广、深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普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革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深化数字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提升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发展,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入境旅游的GDP贡献越大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越强吗? ——理论机制、国际经验与双循环发展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开放,入境旅游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促进关联产业发展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具有时变性:一方面,入境旅游自身的发展质量及其同相关产业的关联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趋于增强;另一方面,入境旅游属于资源依赖型(出口)产业,随着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比重的持续提高,可能面临"资源诅咒"困境,尤其是对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更强的制造业的挤出不利于整体经济增长,进而使其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趋于减弱.采用1995—2017年10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国际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分析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逐渐增强;无论是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还是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均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因此,应促进入境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积极开发新型旅游资源、持续促进技术创新等路径有效提升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同时,要注意维护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整体平衡关系,避免入境旅游过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韧性机制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梳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韧性的机理基础上,以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运用核心变量法测度农业韧性,并依托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另一方面运用双固定效应与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时空演化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农业韧性发展呈波动趋稳态势,韧性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赋能农业韧性,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增加高素质人才的供需,扩散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与学习效应,进而赋能农业韧性。地理位置异质性上,数字经济对农业韧性的影响系数由中部向东部递增,在西部不明显;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上,数字经济的影响由低人力资本地区向高人力资本地区渐趋强化。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动力。鉴于其对消费存在的影响,基于实证数据,通过熵权法测算我国省（区市）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消费的影响机制：数字经济不仅能直接刺激消费,而且还能从供给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需求端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数字经济直接影响消费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区域异质性,还受到外循环的调节作用,其中东北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所受影响依次递减,进出口贸易和我国双向投资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的消费增长,还释放了临近地区的消费潜力。     

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出各省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我们使用我国30个省份（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非线性影响;从动态角度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地区间趋同化明显;绿色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显著并呈现“U型”影响,对东部和中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保护,同时抑制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东部和中部地区积极发展创新中心城市,强化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收入差距：现状评判与基本治理（专题讨论）——中国中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影响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实体经济行业,绝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但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较,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不仅不大,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的状态和变化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有助推经济资源＂脱实向虚＂和资本与人才外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作用,中部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阶段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     

老龄化、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7年我国31省份(不合港澳台)面板数据,从政府支出视角解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为:第一,老龄化抑制了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同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明显;第二,老龄化与政府支出通过协同效应会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影响,老龄化的加剧使得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反之亦然;第三,面板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老龄化跨越门槛值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第四,从影响路径看,老龄化和政府支出都会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两类中介影响经济增长,但两类中介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人力资本,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通过技术创新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政府支出则通过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可以帮助突破地域性限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本文基于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CRITIC综合赋权法计算京津冀区域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数(DE),运用双重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对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飞速提升的状态,天津和冀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较快,北京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2)京津冀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聚集性并且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3)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地区在发展数字经济时,应当注重区域之间的联系,因地制宜,发展地方数字经济特色产业,引进数字技术人才,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根据1996-2011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而滞后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中部地区城镇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而其他时期的FDI对中部地区城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FDI对西部地区城镇就业不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滞后2期FDI对西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的创造效应显著.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影响了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挑战。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养老保险支出则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险支出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负向调节效应,且当人口老龄化跨越门槛值时,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减弱。异质性分析中,人口老龄化的负效应、养老保险支出的正效应均呈现东—中—西部地区逐渐弱化的趋势;老龄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在西部地区的促进效果反而不显著。从长远考虑,应尽快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支出体系,促进基金收支平衡,实现地区间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包容性协调发展。     

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假设与实证

文章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加总时序和地区、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假设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总体上,在低波动时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正向不显著,但分不同工业行业性质下,竞争性行业在低波动期波动对增长有负影响,垄断性行业则有正影响。由结果文章认为中国还是一个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受到冲击时,政府的稳定性政策可以避免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数字经济直接驱动、金融支撑、技术投入驱动和要素禀赋驱动等.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促进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即上游地区影响较为显著,中下游次之.要强化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需要协调区域发展共同推进产业数字化、鼓励科研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要素禀赋增强产业升级活力.     

金融服务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

我国当前金融空转现象严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使金融服务更好地契合实体经济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因自身特性和外部约束等方面的差异,三者具有不同的金融服务需求。应通过创新债券市场、加快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激发产权交易市场活力,提高金融服务国有经济的能力;通过完善民营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加快建立企业征信系统并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能力;通过逐步使外资银行获得"国民待遇"、规范和发展外资融资租赁服务、放宽"熊猫债券"发行门槛以及稳步推进国际板建设等方式提高金融服务外资经济的能力。     

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使产业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突破各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对产业组织的集聚形态进行了延伸和重塑。基于201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和虚拟集聚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整体程度逐渐提高,省际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差距在逐渐缩减,地理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部内陆地区扩散;虚拟集聚程度呈现轻微增加的趋势,极化现象严重,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虚拟集聚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区域间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以为进一步加速地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并进,实现“数字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