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对的绝对贫困的分析与相对贫困的治理构想

我国的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过渡.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不是两个对立的问题,而是具有特殊的内在联系性.相对贫困的内部群体并非单一的,也存在自身经济状况具有难以提升顽固性的相对的绝对贫困群体,各类贫困群体之间相互作用.治理相对贫困需要对其本质进行分析,在继续强化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从教育支持、利益维护、心理完善等层面提出治理相对贫困的新构想.     

相对贫困治理下我国社会救助的制度困境和发展路径

为进一步促进社会救助这一兜底性民生保障制度的完善,更好地适应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要求,文章概述了我国迈向相对贫困治理的过程,阐述了在快速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以及非常态形势下社会救助面临的挑战,分析了社会救助存在的覆盖对象局限、救助项目叠加、制度面向不统一以及救助项目单一等制度性缺陷,并探讨了相应的治理对策,主要是树立积极取向的救助理念、推进城乡统筹、采取统一的个体面向、打造综合救助格局和扩大服务救助.     

中国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和路向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是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时代诉求和战略重点。相对贫困标准确定难度大、相对贫困群体构成复杂且广泛、反贫"管理机构分治""政策体系分割""治理力量分散"、相对贫困治理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将深刻影响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进程和成效。联动性、协同性、普惠性、常规性和制度化等贫困治理逻辑决定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由此,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培育和增强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整合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机构、信息救助系统和政策衔接机制,建立要素共融、空间共建和发展共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格局。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辨析

贫困问题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非经济的因素,而后者往往被忽视.对于贫困问题,应该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多方面来予以综合性的考察.     

流动人口与城市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后,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目前的一些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来源,有关流动人口与城市贫困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绝对贫困的视角。成都应答推动抽样所获取的流动人口的数据表明,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在收入、资产、住房与社会保障方面有较大差距,这是一种相对的贫困。     

法治化语境下的基层矛盾化解路径选择

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强大的活力,大批社会经济体蕴育而生,社会分工带来效能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层级的分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多元化诉求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步入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叠加,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集中突显。基层是化解矛盾纠纷、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从法治化视角,梳理基层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基层矛盾化解的当下情境及瓶颈制约,进一步涵养法治文化,完善多元化解协同治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能力,对于规避社会风险,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对我国城市贫困群体成因及社会影响的思考

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总的来看,体制性矛盾是导致城市贫困群体问题主要的历史性原因：体制性与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现实主要原因;导致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态研究

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探讨了老年人口的福利和贫困问题:第一,主观福利问题;第二,从主观福利的角度,观察老年贫困问题。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笔者认为贫困的概念不仅仅指收入或消费的客观福利指标方面,而且表现在个人感受的主观福利指标方面。本文测算表明,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9.7%。但是,从主观福利贫困的角度观察,贫困发生率要高得多,16.2%的农村老年人,11.5%的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差或很差。按照本文的定义,这属于主观福利贫困。其中农村、女性、高龄老年人群中,贫困发生率最高。本文建议,中国新阶段减贫战略既要关注绝对贫困,也要关注相对贫困,还要关注多维度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了在2020年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战略目标,需要建立多维度瞄准贫困、统筹减贫的战略体系,完善减贫、养老保障、老年照料政策体系。     

现代化语境下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推进路径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如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则成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回避且须精心应答的重要考题。秉持精细化、实用化、特色化思路引领,凸显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特性的“良法”以及建立在对其普遍遵守与执行基础上的“善治”是现代化语境下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立法中部门利益倾向明显、精细性不足、与改革互动效果不佳、政府无限度兜底、社会普遍性违法等是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推进中的现实障碍。当前,应以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为总体推进思路,以立法、执法以及司法理路贯通为具体推进路径,确保信用建设与信息共享保障机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实施,全方位驱动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     

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及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根据民政部“2015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对比分析和ELES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特点以及各项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恩格尔定律对解释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有局限性,在农民工家庭消费安排中,生存消费被压缩,发展消费投入高,形成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基本生活消费低度满足”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被概括为“节俭-发展”型消费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省吃俭用图发展”,饮食支出“低水平-低比例”,住房、教育、医疗支出“高水平-高比例”,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物质和服务消费水平低,满足程度低,消费需求有待释放;转移性支出和教育支出水平高、占比高、满足程度高,边际支出倾向也比较高;医疗支出呈现过高的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导致农民工家庭基本物质生活相对贫困化,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发展需求缺乏社会政策支持。由此建议通过各种发展性社会政策支持其发展需求,并以此建立健全缓解其相对贫困的长期机制。     

福利权视域下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认定

最低生活保障被称之为社会保障政策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其实施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到公民福利权。如果保障对象认定出现偏差,不仅削弱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效力,也会造成福利权的旁落和滥用。为此,要正确彰显公民的福利权、回归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基本目标、明确和落实低保对象认定中的责任并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避免低保对象认定的偏差,确保公民福利权落实到位。     

走进城镇贫困群体──开封市城市贫困问题调查分析

本文运用抽样调查获得的统计资料 ,描述了开封市城镇贫困家庭的现状及再就业工程的进展情况。文章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分析认为 ,开封市目前城镇人口贫困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镇贫困人口生活困难 ,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下岗和生活负担重。文章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特点 ,为政府提出了解决城镇贫困问题的措施 ,为政府提供了科学决策的依据。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