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视域下的集体认同观

哈贝马斯认为后民族国家时代已经来临.主张以宪法爱国主义和普遍人权理论为规范性基础,实现后民族结构理论视域下的集体认同观的建构,意图为现代社会多元文化冲突的解决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但其观点尤其是宪法爱国主义引发了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甚至后民族主义者的激烈论争,这有利于促成对哈贝马斯的全面理解.     

宪法整合视野下的晚清立宪运动——兼论宪法整合功能发挥的基本条件

在晚清时期,国家整合能力衰弱,社会极度分裂。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廷开始实施新政和立宪。一部良好的宪法能推动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因为宪法可以凝聚共识,容纳不同的价值,它构造的宪制能吸纳反对势力,把社会动员制度化,且整合到现有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内。但是晚清颁布的两部宪法性文件,一部缺乏整合效力,不能发挥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相反还激化了矛盾;另一部失去了宪法整合的时机。再加上其他因素,宪法整合失败,革命颠覆了国家,也就不可能在既有的政制框架内完成立宪。有整合效力的良好宪法和强弱适中的国家,是宪法能发挥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作用的两个基本条件。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探析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描绘为与政治系统、生活世界和市民社会依次对应的"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公共领域发生作用的基本方式是察觉和影响。在一定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公共领域与政治系统处于静止的(相对的)平衡状态;相反,当宪法和法律出现危机时,公共领域中的权威性结构便被激发、震荡起来,于是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的平衡被打破,它在同政治系统的斗争中捍卫、扩张自己的权益,并且开始对平时习焉不察的宪法体系进行重新诠释和重构。     

和谐社会的信仰基础——法律爱国主义

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使原有的价值系统与信仰体系受到了深度的解构。德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以宪法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法律爱国主义,为我们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决定了法律信仰将成为社会信仰的基础选择,而多民族共生的国家形态使得以公民身份取代狭隘的族裔身份成为社会稳定的最佳取径。只有这种基于法律认同所感知的国家认同才能带来正当的公民忠诚与公民团结,才能促进国家的长久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析

作为现代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而以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政治和以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为特征的民族政治则是这种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其中,较之于民族政治,族群政治往往不仅未能达到多族群国家的预期整合效果,反而制造国家的动荡、分裂,从而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正是在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下,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呈现出"族群政治化"倾向,频频发生动乱。因此,采取民族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成为了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决之道。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整合的双重困境及其突破——苏联和澳大利亚民族整合政策的比较分析

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意图是培养各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存在着冲突,这种身份差别扩大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在国家建构中,多民族国家设计了不同的民族整合方案,其中苏联利用了"族群联邦主义"的政治化族际整合模式,澳大利亚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整合政策,这两种民族整合方式在缓解旧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问题和国家认同危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整合双重困境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民族问题上,必须强化国家能力建设,培养民族的向心力,提升民族的国家性。     

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建构的核心要素分析

公共领域的概念由思想家阿伦特提出.她在分析人的存在条件、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的危机等问题时提出了"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建立起来公共领域的理论解释系统.[1]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气候在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其进行了充分阐释,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宪法爱国主义——公民凝聚力和政治忠诚的再塑

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主要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尤其是边疆的分离活动动摇了传统爱国主义理论的根基。因此,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足以实现公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进而无法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重塑爱国主义价值观就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再塑公民政治忠诚的新视角。即：将公民对于一国宪法的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主要价值来源和支点,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

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利益的整合对整个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爱国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这个调适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并应力求避免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方略。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民族的充分发育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结成一个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其上的政治合法性,追求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论多元社会的政治共识与政治整合

当代民主政治是以一定政治共识为心理基础的制度架构。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必然带来社会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在多元异质社会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必然诉诸一定的政治共识,来消解利益差异,弥补阶级差距,提高政治合法性,实现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和谐。当分化、差异、多元成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主导特征时,就预示着这个国家或社会将会面临着一个以整合为特征的政治发展阶段的来临。而这种政治整合往往是以政治共识为前提,以国家作为主要推动力,以制度化整合为核心的政治发展过程。     

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论及其理论形式

面对技术理性统治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其商谈政治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商谈共识的理论思想,试图为解决价值多元社会的发展困境提供一个可行的路径。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在哲学认知论、政治哲学论以及政治实践论三个层次上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把握商谈共识论的理论形式,可以为建构政治共识论的一般性理论形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论民族自治区域发展权的宪法保护

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性的“相对贫困”,社会权对公民个体的一般保障救助对于缓解因少数民族区域性“相对贫困”导致的社会离散危机功效有限。在宪法上确立以缩小民族区域差距为内核的少数民族区域性的发展权,可以促进民族区域自治权从防御功能向组织功能转型,使各少数民族围绕宪法展开规范的商谈合作政治活动,并使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通过宪法认同从抽象走向具体、从观念走向实证,最终实现各民族宪法爱国。     

政治文化对国家认同影响之分析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特殊的政治取向,体现了一个民族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部分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其中"国家认同"就是对国家的政治态度。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话语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同质性,然而,在实践中一国多民族、多文化的客观事实,使由此衍生的结构性亚文化对传统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因此,有必要以宪法为核心,建构宪法文化的国家认同,以克服国家认同问题。     

农村发展:一种"分化-整合"的解读模式

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从"分化-整合"的角度,就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问题进行解析,指出中国农村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各领域的分化过度而整合不足.因此,实现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有效整合.在经济整合上,加快消除二元社会结构鸿沟;在政治整合上,强化国家政治制度对民心的凝聚力和在民众中的威信;在文化整合上,积极构建统一、和谐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而且整合的方式应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以谋求农村社会发展的持久、健康和稳定.     

农村发展：一种“分化-整合”的解读模式

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从“分化-整合”的角度，就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问题进行解析，指出中国农村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各领域的分化过度而整合不足。因此，实现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有效整合。在经济整合上，加快消除二元社会结构鸿沟；在政治整合上，强化国家政治制度对民心的凝聚力和在民众中的威信；在文化整合上，积极构建统一、和谐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而且整合的方式应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以谋求农村社会发展的持久、健康和稳定。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模式研究

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各个民族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加,民族问题不断涌现,导致认同危机的出现.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模式,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加强宪法教育

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英明决策,需要具体的方案和手段予以实施。从国家和社会的整合意义看,宪法的功能就是为公民树立核心价值观体系,因此,宪法教育之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显著的价值和功能。宪法教育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中国公民心中扎根、为重建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信仰、为培养一代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合格公民以及为人们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进行激励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故,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加强宪法教育。     

论魁北克民族分离运动对加拿大政治整合的影响

受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影响,魁北克于1980年和1995年举行的全民公投虽未导致加拿大国家分裂,但其政治诉求优先于经济诉求、族群认同优先于族际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导向对加拿大联邦造成了深刻影响：在国家整合方面,使分离运动合法化并激发了其它族群的分离意识;在族际整合方面,制造了族际不平等并扩大了族际矛盾。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国家整合需要国家一体导向的民族政策,族际整合需要民族平等导向的民族政策。     

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述评

在借用系统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其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本文在解释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概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结构变化,阐释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内涵,解析了其产生背景,辨析了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相互关系。     

从晚期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

哈贝马斯的危机分析模式对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有重要价值。他指出国家在晚期资本主义对经济的介入并不能根除经济危机,而是使得经济危机向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转移,产生了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这一模式后经弗雷泽改造被用于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弗雷泽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时期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尽管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但也损害了资本长期积累所依赖的公共权力,从而导致了合理性危机。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常识的过滤下,合理性危机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并没有围绕分配模式的改革,而是集中于社会认同理念之争。尽管哈贝马斯和弗雷泽的理论丰富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但是他们弱化了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从而偏离了将经济判定为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如果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用该模式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则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政治和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