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美政”理想的学术渊源

屈原的＂美政＂虽是兼融先秦诸子多家思想而成,其核心内容则是圣君贤臣＂两美相合＂的圣贤政治论,它是中国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政治文化模式。这一模式及其理论基点的学术渊源,均在＂管子学派＂中的＂前期齐法家＂思想中。学界在探寻屈原思想的学术渊源时,由于对＂管子学派＂的发展阶段不甚了然,因而产生了许多错位和附会。     

屈原"美政"思想与楚国的诸子学

通过分析屈原作品中诸多美字的涵义,我们认为屈原所谓美,实包含了德才、内外二者兼备的意思;而所谓德才、内外也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唯有这些内涵的和谐统一才堪称美。屈原的美政理想,应该看作他对执政者个人政治人格、君主政治人格以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面貌的一种设计。屈原的这一政治理想与当时的诸子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超出于诸子之上,是对诸子政治理想的吸收、扬弃与整合。     

两汉时期的礼乐教化观

"礼乐教化"是儒家所提倡的主要国策,也是汉代施行的主要社会政策.在汉儒的礼乐教化理论中,"礼乐"之所以能够发挥教化之功,主要由于"礼乐"本身就是一个包涵"仁"和"(人)情"的价值载体;至于施行教化的必要性,汉儒则从天道、历史和人性等角度进行了充分论证,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深入研究汉代社会在"礼乐教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乃至整个儒家传统的基本特色.     

屈原“美政”思想溯源——兼论屈原的自沉

屈原"美政"思想源于先秦帝王观念中对于帝王的强烈希望和期待心理。先秦帝王观念中的先王崇拜思想则是屈原"美政"理想产生的重要文化因子。屈原"美政"理想的构建缘于先秦帝王观念中尤其是儒家、法家的法先王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屈原心中凝重的帝王情结是导致他最终走向自沉的根本原因。     

朝野禁政观念与清末禁烟激变

清末禁烟是晚清历次鸦片禁政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事件。清末朝野各方对待鸦片禁政的认识颇有区别,知识界和官方的立场接近一致,而烟农和烟商则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抵制。随后酿成的禁政激变风起云涌,愈演愈烈,尤以烟农抵制禁种罂粟的"民变"最为激烈,使鸦片禁政的历程充满了血雨腥风。朝野对禁政激变的反应十分复杂,当局的善后筹划和应对政策软弱无力,致使纷乱局面难以控制。清末禁烟虽系善政,但时人看法与当今评说颇有距离,其中蕴涵的学术载道的现象值得思量。     

略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制度

盐铁专卖制度是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本文拟从盐铁专卖制度的源起着手论述,并结合汉武帝时期的社会背景,对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进行详细的评析。     

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当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尚处于娘胎之中而未呱呱坠地之时,诗学文论领域儒家的主流和领导地位就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而"被"奠定,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行霸两千余年。"独尊"局面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由于政治思想的推动,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其中,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桓谭、班固、王充等人的文章创作思想,对儒家诗学文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商代的礼乐与乐师

卜辞中有新熹与旧熹,指新乐与旧乐。卜辞中有"丐",当读为瞽,指盲人。卜辞中的"庸"和"美",指"颂"和"雅"。     

以法杀人，更以理杀人——试析汉武帝时期的“春秋决狱”

从古至今,对"春秋决狱"的作用评价不一,但是仅就汉武帝一朝而言,"春秋决狱"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正面影响,可以说是起到了"以法杀人,更以理杀人"的作用.     

汉武帝“乃立乐府”考

乐府在秦代主要职责是制造和管理乐器,掌管俗乐。汉代初期仍设有乐府机构,至文、景之际曾被罢黜,至汉武帝时重立乐府。汉武帝"乃立乐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了这一曾经被废除的音乐机构,而且大大地扩展了其职权范围,提高了它的地位,使之成为一个集乐器制作与管理、俗乐采集与整理、百戏改编与排演、郊祀以及其他娱乐场合的歌舞演出等为一体的专职音乐机构。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荀子“礼乐政治”刍议

荀子主张通过一种礼乐政治来建构一种德性生活秩序,从而实现明分使群的社会生活。按照原先王与法后王的致思理路,荀子展开了礼乐政治之道和政的基本架构。在这一基本架构上,荀子探讨了有位之人如何实现有其德和有德之人如何实现正其位两个基本问题。     

明儒欧阳德的“政学合一”论

欧阳德是明代王门后学的代表人物,比较集中地发挥了王学的＂政学合一＂思想。欧阳德认为,所谓＂学＂,不是读书求仕或者获得见闻知识,而是明确自己的良知和德性。＂学＂是使得良知澄明并在生活中实现进而成就道德理想的成圣道路。而所谓＂政＂,则是希望通过教化让人们都能认清自己的良知和德性,并能在各种环境下坚持＂循其本心＂的生活从而形成一套良好的公共秩序。＂政＂从本源上应该是人的良知本性在社会生活、公共交往事务上的呈现。基于上述对＂学＂与＂政＂的理解,欧阳德坚持＂政学合一＂的论断。欧阳德认为,＂政＂与＂学＂在指向上虽各有侧重,但就其根本而言本是一事。＂学＂意味着成就自我和求真明善,而＂政＂意味着应对世事和良知的落实,因此,强调＂政学合一＂,也就是强调求真、求善与实现自我、应对世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学＂与＂政＂是＂良知＂的两面,＂学＂是良知的昌明,是＂良知＂之＂明＂,而＂政＂则是良知的落实,是＂良知＂之＂致＂。欧阳德的＂政学合一＂论,也是其强调后天功夫与先天本体、功夫践履和体察良知同等重要之思想的鲜明体现,对于王门后学流于空虚的倾向有一定的纠偏作用。     

春秋时期对西周传统礼乐的重视与运用

自汉代以来 ,“礼坏乐崩”一直作为对春秋战国的经典描述 ,事实上 ,就春秋时期而言 ,西周传统的礼乐虽然在不断遭到破坏 ,一些原来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礼乐规定被改造或僭越 ,但同时西周礼乐的社会功能并没有随周王室的衰落而减弱 ,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受到更普遍的重视和广泛的应用。表现出传统与时代、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汉武帝与经学的产生

政治的统一首先需要思想的统一,在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汉武帝登基数年,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将这一理论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经学从此在思想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当时的社会性质、武帝的性格构成以及他对意识霸权的利害分析,最终决定他会取于经学.     

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

张骞通西域除了地缘政治、军事的目的以外,也有汉武帝求仙的考虑。汉武帝的欲望强烈,一直对生命没有达观的看法;西方昆仑山神仙信仰也一直吸引着他,使他对西域昆仑山、天马等充满幻想,乃至不惜发动战争。     

汉武帝朝酷吏政治的兴起与演进

汉武帝朝的酷吏政治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和汉武帝使用酷吏加以解决的产物。它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汉元光、元朔期,酷吏随儒家政治代替黄老政治而起；汉元狩、元鼎期,酷吏张汤决断国政,酷吏政治取代了儒家政治；汉元封、太初期,在杜周、王温舒的示范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批酷吏；汉天汉、太始、征和期,酷吏政治的恶性发展导致了官僚队伍的分裂,终于酿成“巫蛊之祸”。前期,酷吏镇压的主要对象是豪强,作用也是积极的；后期,酷吏镇压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不值得肯定。酷吏政治恶性发展形成的“巫蛊之祸”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     

阴阳同构与礼乐之用——儒家"和合"观念内在结构分析

天、地、人和合为一,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命题。在儒家文化体系当中,天、地、人之所以能和合为一,其哲学基础在于三才在阴阳二气上的同构,而其实现的方式、途径则在于用礼用乐。礼与乐有祀天祭地之礼乐,也有人群社会内部之礼乐。前者可以使人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外部得以与天、地和合;而后者可以首先实现人群社会内部的和合,并进而达到天、地、人三才内在的和合。     

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汉初制度多疏阔 ,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 ,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 ,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 ,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 ,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 ,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分析这一现象 ,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 ,从中获得历史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