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王国维与戏曲“尊体”论

王国维是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他不但在戏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同时也是戏曲“尊体论”的有力推动者,他借用西方之文学观点,论证戏曲为“真正之文学”,戏曲家为“专门之诗人”,并将元曲视为“一代之文学”,使之获得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他全方位研究戏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旧曲学的集大成者和新曲学的开山者.王国维通过以上角度不遗余力地推尊曲体,使得戏曲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品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联系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佛教和印度文学两个方面。其人生观和文学创作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 ;其佛教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对印度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辜鸿铭及其文化建设思想

辜鸿铭因政治观点保守,与时代格格不入而遭人遗忘.但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思考辜鸿铭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独到贡献.辜鸿铭最早探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主张采纳西方文化的拓展精神和进步理念,走出一条基于传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他创造性地研究国学,使国学走出故道,进入世界性文化大背景之下.他创立"中国学"及述译中国典籍,使西方学者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辜鸿铭是一位积极的文化建设者.     

从古今中西的冲突浅谈钱钟书的学术思想

钱钟书是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家,既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又充分了解并掌握西方文化主潮.因此古今中西的冲突在他的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他提倡"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把西方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化相对应,打破文史哲各科的界线,从而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心、诗心.他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种对人类文化的超人感悟和先见卓识,使他能够重新审视传统,建立包含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大文化研究范式.     

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

本文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指出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经历的特点,即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关注的"现实功利"态度,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胡适的国学根底很好,但他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很粗浅,却大力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而宣扬全盘西化;傅斯年大力推动"兰克史学",但他对兰克史学只是略知之无,他推动的其实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新版;钱穆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方正博大的途径,会通文史哲学,对西学采取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与会通,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反而有异曲同工之效.钱穆很多关于学术的论说,常常比著名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说早出了二三十年.这是很值得国人反思的.     

南帆:在语言与现实的天平上

本文探讨了南帆文学批评的学术视域和学术精神.立足于"中国问题"这一基点,南帆的学术研究聚焦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指向中国当代文学在整个社会话语结构中的历史位置,指向当代文学传统中的隐蔽成规和文学话语所须树立的维度,指向电子文化类型带来的文化转折.在西方文学理论资源的借鉴与批判中,南帆从文本出发,采用话语分析和谱系学分析的方式,关注形式与意识形态相互生产的过程和关系,强调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考察中"双重视域"的辩证精神,强调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系统的双向多元的关系格局,强调破除大概念迷信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南帆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他提供的不仅仅是观照中国文学的一些观点,一些方法,一些视角,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种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的精神.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文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基调和路径——以海陶玮《陶潜的饮酒诗》为中心

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陶潜的饮酒诗》是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该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诗人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其真实形象,"以文立传、流芳百世"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海陶玮把诗人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呈现出西方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与国内学者因推崇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陶学的基调。海陶玮主要通过深入挖掘分析作品文本解读人物、从互文关照来全面理解诗意两条路径来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在其研究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出了更加丰富而复杂的解读方式,建构了"另类陶渊明"形象。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传统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两方面的学术基础,第一是中国文学的学术基础,第二是西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学术基础。鲁迅是将西方的文学研究传统引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开拓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开辟了以西方文学学术体制的文体研究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他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和勃兰兑斯式文学批评的首倡者和卓越的实践者。鲁迅自己的文学实践也为瞿秋白开创社会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准备了基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文学发生十数年后,在鲁迅等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开辟下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基础,只有在全面继承和发展新文学研究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才有可能建立起这个学科的学术辉煌。     

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观评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曾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有着十分深刻的思考.他曾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产生这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作过深入的分析,并倡导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他特别强调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先进性和文化的世界互通性,主张以开放的姿态对待世界文化.他的东西方文化观对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是技艺学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经学诠释学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互鉴中,中国学者带着汉语异质文化的他者眼光,把"hermeneu-tics"这个术语引介到现代汉语学术界⑨,中国学者开始把"怎样对文本诉诸理解"置于西方诠释学的语境下.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世界文学是那些能够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要解决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这一问题,可以至少采用两种途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因此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跨文化阐释往往采用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它恰好可以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服务。在跨文化阐释中,出现文化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变异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变异。跨文化阐释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往视为世界中心、带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学中发现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在以往视为差异性、特殊性的中国文学及非西方文学中发现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的新格局。     

小说的艺术性——巴赫金诗学思想渊源重议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作为文学理论的传统诗学已跟不上文学发展的步伐,需要探索科学的新方法来揭示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特殊性,由此涌现出彼此争鸣的诸多诗学流派,它们都延续诗学对象为"诗"的古希腊传统.在高扬史诗而贬抑小说艺术性的语境中,巴赫金以哲学-美学家身份涉足文学研究领域,以长篇小说为突破口,试图革新诗学研究范式,重新描述已被小说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他发现了长篇小说体裁不同于史诗来源的古代民间狂欢节文化渊源,找到了小说研究的对话主义方法论,借此进一步探讨了人文科学的对话哲学基础.巴赫金在研究小说时建构并完善自己的对话和狂欢化理论,主要并非政治上的苏联意识形态使然,而是符合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唯其如此,他的诗学思想才会成为20世纪中后期活跃学术思维的重要刺激因素.     

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

相形于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的"上海学",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的"北京"尚未被学界予以"问题化",系统研究付之阙如.对于日本而言,中日战争的爆发使上海作为"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意义随之消散,北京继之而起,成为"东亚建设的基地".这一身份与中华故都、文化古都的本土身份相叠加,成就了北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意义;相应地,日本文学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也呈现出多维交杂的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日本文学"北京学"可借鉴"上海学"的经验,但更应立足于具体问题,在材料、视野与方法上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拓和超越.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学研究之主力的中国日语学者而言,如何发挥自身双边语言文化优势,扬长避短,在中日之间确立自身的学术坐标,是亟待反思的.     

破解"感伤之谜": 袁可嘉"民主诗学"的一个进路

袁可嘉区分了"政治感伤性"与"政治性",矛头所指是政治的感伤性而非政治性,并认为政治的感伤性是一种观念的感伤.袁可嘉对感伤性的反思既具有世界文学的背景,也处在现代中国"感伤批判"的线索中,但他最终实现了某种逻辑的反转.这一切都和他对民主诗歌、 民主批评和民主文化的理解密不可分,同时也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即只有心智和文化上的"自由",才能摆脱属于政治观念的"感伤".     

文化自觉与本土中国学

近年来,有学者在对国学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分析中国和平崛起及其软实力明显不足的现状,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本土"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构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探寻、把握和提炼,进而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中国视野、中国形象,总结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经验,构建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学理论体系,使中国学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摆脱西方理论的价值评判和负面影响,以开放的心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精神与西方学界展开平等的对话.如此远见卓识的构想,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以及对塑造21世纪中国新形象、推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热切渴望.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泰戈尔热"——五四学界对泰戈尔的译介与研究(1920～1924)

1920～1924年中国学界出现一股"泰戈尔热",其根本原因是泰戈尔的思想、风格与"五四"文学的现代诉求相吻合.当时,刊登泰戈尔的载体众多、特点各异,翻译泰戈尔的作品数量巨大、体裁广泛,并形成了强大的译介与研究群体."泰戈尔热"不仅启迪一批五四作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促进了中国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化;而且还引起了五四知识界激烈的思想文化论争,促使五四知识分子思考如何对待新文学、传统文化、东西方文化等一系列关乎中国文化走向的重要问题;此外这股热潮还沟通了中断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奠定了印度中国学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印度学的发展.     

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

中国史学语言已经非常西方化了.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其实有复杂的西方学术背景,并不是中国学术固有的术语.将这些概念还原到其西方学术脉络中,还原到其传入中国学术的历史背景中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的真实涵义,对于历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medieval"或者"middle ages"是欧洲史学家在17世纪开始构建出来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此之前,欧洲主流的历史观是antiqui-moderni(古-今)模式.欧洲史学家之所以在"古"和"今"之间构建出一个"中世纪"阶段,有其深厚而复杂的文化历史背景.从17世纪末开始,ancient-medieval-modern这种三段式的历史观成为主流.而后,随着西方文化霸权在全球的扩张,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一历史架构逐渐被欧洲文明之外的文化体,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为描述本国历史的主流模式.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其西方学术背景及其融入东方学术脉络的历史.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