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传统经验与当代借鉴

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履的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两大范本——经典范本和经验范本。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依托儒学经典、乡规民约、家训家规、美德典范等"经典"教化得以有效传播,被民众广泛认知和认可;同时,又通过融入至国家各项典章制度,依托规范化的官吏制度、体系化的教育制度、民俗化的礼乐制度,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践履。当前,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应当有效借鉴和转化这两大范本,根据时代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变化重塑"经典"的价值内蕴,创造性地转化"经典"载体的运用经验和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构的历史经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型的"教化论"审视

"社会哲学范式"呈现的是"规范论"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人学范式"带有浓厚的"目的论"倾向.以"教化论"为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转型,体现两种范式的承续式发展,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一个教化的过程,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工具性存在与目的性存在的结合,本质上是道德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论纲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相关性,从文学的功能角度看,尤为明显.中国现代与古代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启蒙"与"教化"文学皆有明确而相似的对象,并有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多数民众是不觉悟的,需要启蒙和教化;它们在方式上都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单向性封闭性特征.但由于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其本质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现代启蒙文学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古代教化文学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两种文学传统的最终结果,其性质完全不同.     

道德意识形态的超验建构及其历史纬度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由此推定的价值形态即社会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是以超验的方式反映"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其"物质活动"过程、以假定的方式干预和调节社会生活包括人的行为和心态的.这决定了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必然内含"悖论基因",在其提倡和教化的实践过程中会合乎逻辑地演绎出普遍的道德悖论现象,并相应形成道德悖论直觉和知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悖论即所谓"道德失范"及由此引发的"道德困惑",具有某种"全人类"的性质,它是快速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传统理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由此建构的"道德模糊性的时代"和"生活在碎片之中"的伦理境遇,要求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理,构建道德意识形态的合理纬度.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以“五常”调适“三纲”:刘向整合两种价值观念的努力

"三纲五常"是儒家思想中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政治伦理原则,是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但事实上,"三纲五常"并不是天然地存在于儒家思想之中,而是"三纲"与"五常"两种长期潜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碰撞与融合的结果;"三纲"表现为强制性的、垂直式的、单向度的价值规范导向,"五常"则表现为引导性的、水平式的、双向度的价值规范导向。从"三纲""五常"分论到"三纲五常"作为整体的出现,其间经历了诸多思想家的理论建构,尤以刘向的努力为代表。刘向选择以"三纲"为本、以"五常"调适"三纲",使其内化为上位者的行为准则与下位者的道德律令,发挥着切实的约束作用,真正开启了两种价值观念的整合与熔铸;其理论建构的努力,始于阴阳灾异,而终于对礼制的推崇,不但推进了"三纲五常"思想的形成,也逐步将其推进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从榜样教育到共同体精神培育:社会道德教育模式的转变——以“最美现象”为例

作为一种古今中外通用的教育模式,榜样教育在教育特别是德育领域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最美现象"实质上是一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实践。与传统榜样教育不同的是,"最美现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传统知识型"道德域"带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从而改变了缺乏生活性的传统榜样教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社会道德教育模式应逐渐从榜样教育转向共同体精神培育,既要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寓于新媒体中,提升人们对主流道德和价值伦理的广泛认同,又要积极引导人们在职业生活和社区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实现道德共识与道德行动的统一。     

道德价值奠基:人性论路径及其分判--以荀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为例

一般说来,哲学家们以人性论为道德价值奠基,人性论的路径决定着道德价值的发生和成型及其最高形态.荀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采取价值论的人性论和结构论的人性论,并且这也是中国和西方的人性论的两条不同路径.由于持性恶论,荀子认为道德教化的任务就是积伪成善以化性,而且善的制度环境和价值系统来自人性外部--圣人的制作,因而特别重视"礼"的规范,教化的最高境界是"全"、"粹";由于持结构论的人性论,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化的任务是促使心灵的各成分把自己的功能发挥到优秀状态,让理性与情感、欲望相互涵容、化通起来而成伦理之德,并且认为这有助于整体生活之"好"--至善,从而获得道德价值,其最高境界则是理智自身功能的发挥(自己思考自己)--沉思,这是最自由的活动,是最高实践,也是一种至福.解析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这一个案,有着普遍性的价值哲学意义.     

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生价值观的形成

毛泽东伦理思想继承中国伦理思想中哲理与道德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通过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唯物史观加以改造，形成了以群众观点为基础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是毛泽东本人同时也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取向，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建设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对毛泽东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初步探析。一、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少年毛泽东生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生活的教育主要是亲友（特别是母亲）和农民的朴素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书本的教育主要是塾师传授的（三字经）等儒学启蒙读物、（四书）等儒学经典…     

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

家心性学说的创建,别开生面地建构起了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探究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有利于深化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凸显儒家"心性论"的价值意义.     

闽台民俗与民众的社会化

民俗曾在传统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功能,在民众社会化过程中更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俗学与教育学在我国长期以来是两个泾渭分明的学科。本文在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理论,从教育人类学及社会学的视角,对闽台民俗进行整理,着重分析民谚俗语、民间信仰、民间习俗在民众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知识传授、道德教化和行为示范的作用。力图沟通民俗传统教化功能与现代教育理念的联系,丰富民俗研究及现代教育的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研究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伦理在其发育与成熟的历史进程中,既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核心价值观念,也塑造了一系列开展社会教化、加强个体修养的相应法则,这与推进价值观内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对于价值内化至关重强化道德主体自觉意识,为实现价值内化奠定基础;采取内生自律的修养方法,为价值内化提供有效途径;构建知情意行统一的心理结构,为价值内化提供关键性支撑;提高自我心性修养,为价值内化提供动力。因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于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主义荣辱观源流探析

中国社会主义荣辱观,溯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展流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凝练成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核的道德价值判断。"八荣八耻"的荣辱观,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道德取向,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探析其源流旨在深化道德认知、树立道德标杆、规范道德实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微时代"民族高校网络道德建设的审视与优化

微博、微信、抖音、钉钉等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预示着"微时代"的来临."微时代"衍生的媒介平台关系着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微时代"的到来也为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从民族高校网络道德建设的审视与优化入手,面对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与教育质量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梳理了民族高校在网络道德建设工作中存在着重视度不够、迎接"微时代"发挥教育优势的主动性不够、利用"微平台"挖掘道德教育资源的创新力不够等问题,进而以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强化法治力量等对策优化民族高校网络道德建设.     

自然的内在价值: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与评判主体的范式转换

现代伦理学主张将"仁爱"推至普世众生,把道德关怀延至自然万物,这不仅饱含"恻隐之心"的道德情感,更是基于对自然主体权利的普遍认同与尊重。自然价值观立足自然内在价值的客观自在性,建构了现代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实现了对传统伦理学的理论突破。这种价值观证明自然具有独立于评价主体的客观价值,并重构自然价值及其价值的评判主体,在强化感性直觉及认知整体性的同时,也消弭了"事实"与"价值"的界限。以自然价值观为代表的现代生态伦理学,突破了传统伦理的理论界限,确认了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并确立了理性范式与感性立场相融合的价值评判新范式。     

中国近代"个性"价值的奠基者--析章太炎价值观中的近代意蕴

章太炎在中国近代化价值的建构中据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近代化的一般目标是:建构与工业文明相配称的"民族国家"和"个性价值".与章太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先进思想家都属意前者,肯认以国家为代表的集体性价值优先于个人价值.但章太炎却坚执后者而否定前者.如果把章太炎的"个性"价值观置于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个人"观念是作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宇宙规律"、"社会集体"、"国家",等等--的对立物来界定自己的,但它同时也是以那些普遍性观念所要解决的近代问题为其目标.由此可见,章太炎的价值观表征着近代化的另一种向度.它在质底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境遇.     

“诗言志”与周代“乐德”教化的实践意义

"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     

明儒薛侃乡约思想的教化意蕴及实践特色

明儒薛侃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并根据当时潮州地区的社会舆情,积极援引王阳明心学理论尤其是"良知之教"的思想精义,提出一套旨在移风易俗的颇具教化意蕴的乡约思想。薛侃乡约教化模式主要通过公共场合的聚众会约公开进行劝善彰善、纠过戒恶的仪式活动,确立起共同生活场域内的道德榜样以引领社会风尚,又借助民间舆论和宗教信仰等产生"防人为恶"的强大心灵震慑效应,从根本上确立起"扬善抑恶"的评价标准。薛侃乡约亦包含诸多生活智慧和日用规仪,实际上为乡村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人际摩擦、增进乡民团结的价值理念和具体规范。如果将薛侃乡约教化理论置身于当时社会境遇进行实践考量就会发现,它以阳明心学为指导希冀找到切实拯救世道人心和共同解决乡村生活实际问题的实践方案,无论理想信念抑或规条设计都流露出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文本设计和具体操作过程均展现出与官方意识形态妥协并自觉接受其指导的实践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