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农村老人幸福感吗?——基于CFPS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对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三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评分。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农村老人身体健康自评分数和获取的代际支持，进而提升幸福感水平。然而，能充分享受到互联网这一技术红利的农村老人群体数量并不多，亟待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解决信息贫困难题、重塑互联网文化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     

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1032份问卷调查数据,从消费数量水平、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3个维度,分析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考察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产品消费数量水平无显著影响,对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体验消费观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数量水平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质量水平、消费幸福感影响关系均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应针对乡城迁移农民创新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充分满足其消费信贷需求,并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与引导强化其体验消费观,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吗?——一个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作用及机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直接促进居民身体、心理健康,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推动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此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影响路径存在性别、年龄阶段、户籍差异;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男性、中青年居民身体健康的正向影响明显强于对女性、老年居民的影响;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青年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仅在女性、中青年及农业户口居民中显著。因此,应审思互联网的正反双重功能,实现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并促进居民身心健康。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否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农民主观幸福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随机抽样调查获取的1 354个样本农户的数据,研究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2)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在参加专业培训的农民、45岁及以上户主家庭以及采用社交电商网销途径的家庭更为显著;(3)农村电子商务主要通过纵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横向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其中,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感对参加专业培训的农民、45岁及以上户主家庭、采用大型平台电商网销途径的农户均具有正向中介效应;而社交电商网销路径主要通过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因此,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接入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机会;加大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培训,发挥四大网销优势,重点发挥大型平台电商和社交电商网销途径的推动作用。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4年数据,并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将农村公共服务分为农村生活条件、农村医疗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文化设施、农村教育设施、农村社会保障等七个方面,实证考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一定会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即有效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如农村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的实证结果。2)农村生态环境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生态指标的系数与预期相反且不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污染企业有"污染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效应,且后者大于前者。3)农村社会保障的提高、农村生活条件、农村文化设施和农村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其政策含义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契合农村居民需求;地方政府对于现有的污染企业短期内不能实施"一刀切"强制性关门政策,要解决好农村居民就业和收入问题;进一步提高欠发达地方的公共服务供给财政支出。     

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文章利用CGSS2010调查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研究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亲贫式支出可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效果不显著;从结构上看,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负效应;从区域差异上看,亲贫式支出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要显著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基于此,文章提出公共支出应向农村地区倾斜,尤其要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且要调整支出结构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基于CHF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情况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金融排斥,对支付储蓄排斥、信贷排斥和商业保险排斥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对支付储蓄排斥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对信贷排斥的抑制作用次之,对商业保险排斥的抑制作用最小;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和区域差异,互联网使用情况对户主为老年和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最为显著;社会互动和信息关注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互联网使用率、拓展线上线下社会互动渠道、提升农村居民的信息关注度等,以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