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说之真义及“良知”之结构研究

在人的结构中,“良知”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有两条线索可供我们来思考:一个就是孟子的“良知”,“良知”即四端,这是从性的本原来讲,是人的结构中的先验层面;一个就是《大学》的格致系统,王阳明早期循朱子讲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良知”即是从“心意知物”的“知”转化而来。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王阳明“致良知”探微

阳明所谓良知,就是人所固有的先验道德意识、先验道德规范和先验道德本体,就是天理人性的自觉自明;阳明所谓"致良知",就是本心良知的发明扩充与发用流行,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过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原则与功夫理路主要包括立志成圣、知行并进、动静结合、内外合一四方面内容。     

传统孝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王阳明的“良知”孝道观在新时期的意义

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孝道观,充分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品格,肯定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本质。它把人从外在的教条主义理学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指向人的内心,使人立足于自身的“良知”成就自己的孝道。今天人们的孝心大多已麻木,重拾人们的孝心与良知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良知”说孝道观对于新时期孝道的重建提供了一个致思方向。     

朱熹、王阳明对《大学》诠释之比较

在宋明理学中,《大学》受到推崇,许多理学家都对之作诠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熹和王阳明。对于《大学》的"三纲领",朱熹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明明德之后"推己及人","止于至善"是"事物当然之极"。他认为,"明明德"与"亲民"是有先后的两件事情,是有先有后的不同修养功夫。王阳明则认为,"明明德"和"亲民"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明明德"就是恢复人所有的仁心,"亲民"即把此仁心施之于百姓和万物,而"止于至善"是明德、亲民的"极则"。对于《大学》中的"格物"与"诚意"的先后问题,朱熹认为,先"穷理"而后"意诚"。王阳明则认为,应以"诚意"为先,"格物"只是"诚意"的工夫。他们对《大学》的理解,存在着内在关系之不同,各自对《大学》作的诠释,都不乏创新之处。应该说,王学是在朱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对朱学保持其相对的优越性。     

浅析“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

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是阳明后学经常提及并引起争论的话语,前者强调的是见在,即良知本体具有先验的完满性,并有当下完具地呈现自我之可能;后者偏重于现成,即良知本体具有经验的圆成性,并能在当下得以完整体现。见在良知是良知学内在逻辑的必然展开,现成良知更是将这种展开在实践经验层面推向顶峰,然而这一推进本身却包含着对良知本体消解的可能。     

朱熹与王阳明诠释《大学》“新民、亲民”内涵的共通性

对朱熹理学系统的反思成了王阳明构筑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阳明通过对朱子格物说、知行观、心与理关系的甄别展开对朱子“新民”说的诘难,认为朱子以“新”言“亲”将导致他新自新的紧张、教民养民的失衡和格物诚意的抵牾。事实上,阳明基于哲学建构的需要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曲解、误读朱子,忽略了“亲民”与“新民”理论内部的共通性和交互性。     

论王阳明心学中“诚”之内涵的多重性

从王阳明的思想脉络中不难觉察,"诚"于不同的情境中呈现出多重形态,具体展现为"立诚"、"诚意"、"诚身"、"诚心""、诚明""、至诚",可概括为"诚"的"开启""、涌现""、境界",分别代表着个体为学历程所涵盖的唤醒信心、践行纲领、生命体悟,并集结为以"诚"为中心的层次鲜明的概念系统。以"真诚"作为本性的"致良知",整合、吸收"诚"的丰富含义,使之相互切近、贯通,升华为"圆融",令阳明心学中的"诚"具备多元阐释空间。     

从道德实践角度看王阳明“良知”学存在的问题

从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内涵和特征看,良知集道德原则、是非标准于一身,行为者的行动动机也须依靠自身的良知来鉴别和纠正。这对肯定人的道德能力、树立成德的自信心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缺乏可公度性的局限,导致在道德实践中,一旦出现行为者将出于人欲的动机误认为且自信是出自良知时,很难在自身内得到纠正;还会导致难以进行道德评价的困难。克服这些问题,需要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在理论上发展出更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在教法上,则需要更加突出“礼”作为客观规范的作用。     

"致良知"与"物自体"——王阳明与康德的哲学比较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最高范畴,而"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范畴的比较和考察,可以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又是怎样从认识论进入到伦理学的.从这些考察与比较中,可以看出阳明与康德在思考上的某些联系以及二者的明显区别.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及其后学的变异——兼与朱熹的解读比较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源自于朱熹《论语集注》将"克己复礼"分为"克己"与"复礼"两个部分,将"克"解读为"胜","己"解读为"身之私欲"。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强调"克去己私",讲"克己工夫"。然而,阳明后学的解读却发生了变异。他们明确反对朱熹把"克己"之"己"解读为"己私",或将"克己"解读为"修己",或将"克"训为"能"。这些解读不仅不同于朱熹,而且与王阳明的解读也有很大差异,并与朱熹、王阳明的解读一起为后世所接受。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说与儒家时间意识的突破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不同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宜从时间意识的维度并在儒释道互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良知不是超越时间的本体,而是有时间性的。良知典型地表现为道德意识对凡俗的私意计度的时间意识的斩断;“良知见在”不是理论陈述,而是实践的指点,也即让学生专注于当下的、非功利的道德实践,放下对过去与未来的执着与算计。“见在”在阳明用语中大多数应当理解为“尚存”,“良知见在”即“良知尚存”,虽不完满,但蕴含着缺而待圆的动势。此语警策人们:当下一念良知醒觉就该行动,沉浸在非功利的时间体验中从事道德实践。阳明论“良知见在”时还说“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可见它与意念管理有关,钱德洪、邹守益、孙应奎与王畿等阳明后学都点出了这种关联。在时间体验上,道家与佛教对儒家构成了挑战:庄子有“无古无今”、郭象有“忘先后之所接”、禅宗有“前后际断”和“无念”。阳明点出“良知见在”,化用了禅宗的斩截的时间体验工夫,以工夫论之“断”求本体论之“续”,才使儒家从佛道的威胁中突围,而觅得新的工夫进路。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论王阳明“致良知”德性思想普世化之追求

明中叶,中国封建社会面临着种种危机."朝无能臣、国无治吏、士风衰落、生民苦困荼毒",程朱理学"空疏无用".人们的思想道德层面出现了普遍的道德信仰危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此说体现了王阳明对人的普世德性的关切和期盼,对普世怀仁和乐境界的追求."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互相贯一的实践工夫论,为"伪圣"成德、凡人"成圣"提供了可行路径,并在举德政、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等道德实践领域努力追求实现这一德性思想.     

王守仁学说之“良知”与“致良知”

王守仁是生活于明朝中期,致力于正人心、救时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理学家,他提出的＂心说＂、＂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对当世、后世以及中国文化精神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情感、良知与行动的内在交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探

良知与行动相关的意涵包括道德行为推动力、实践能力两个方面。道德情感贯通了良知不同方面的特征。在意识的清晰性、行为推动力和对外在知识的促进方面,未经实践深化的良知与为实践所深化的不同阶段的良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程度差异。这种解读可以解决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表面上的矛盾和逻辑问题,并更好地澄清我们的道德体验。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