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     

《百丈清规》与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变迁

<百丈清规>是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制度创新.<百丈清规>的创制,适应了唐代当时社会生活经济变迁的趋势,规整了佛教风气,为佛教寺院经济以崭新模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百丈清规>的创制,也提高了禅宗寺院经济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对后世寺院管理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代均田制与寺院经济变迁的制度化分析——以“僧尼授田”为中心的考察

均田制是中古时期重要的经济制度.唐代均田制"僧尼授田"的规定对于中古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均田制"僧尼授田"与中古佛教寺院经济变迁的视角,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国家"制度化"的僧尼授田方式与其他"非制度化"的方式及其意义予以论述,指出"制度化"的僧尼授田方式与"非制度化"的其他方式这种双轨制的发展道路,是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兴盛的真正原因所在.     

对当代寺院管理的新思考

寺院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社会,寺院的作用有新的表现形式,由传统的单向或者单调方式,向当代多向、多维的方式转变并不断加速,其自身的作用、显示的作用、实际的作用呈现出新特点,形成与社会之间的多重性互动影响。寺院管理牵涉到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管理内容、管理目标等。管理的方式有自律与他律、行政管理与法律管理、国家管理和民间管理等。管理寺院应当认真汲取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古印度佛教寺院经济形态探析

国内有关印度古代社会的研究撰述并不鲜见,但专注于古印度佛教寺院经济方面的却不多见。症结的关键在于研究资料的缺少。稽查佛教经典,故而成为相关研究中相对的比较可靠的途径。本文认为,寺院经济是佛教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是适应环境的需要。寺院经济的规模,与寺院或道场的规模、型制关系密切,不啻是研究寺院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有效路径。文末,就寺院经济来源与内涵做了扼要的探讨。     

唐代佛道二教与政治的关系探析

历史上佛道二教不断发展的同时都主动向世俗封建政权靠拢,衍至唐代二教都得到充分发展。二者的兴盛与唐朝的政治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借助统治者们的扶植与尊崇、经济上的支持、良好的学术环境为佛道二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反之,唐代政治运用佛道为其服务,佛道二教的发展为唐代统治者的治国提供了舆论影响,巩固其政权的统治。认清这一关系,有利于我们从宗教这个角度更深入地去了解唐朝社会的发展过程。     

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

信佛妇女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而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面。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唐代一些受了具足戒而出家的比丘尼与家庭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它也是一种家庭生活,而且还说明了出家妇女对家庭生活的依然参与。这些不仅和社会的环境、宗教本身等因素有关,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妇女提高自身在家庭中形象地位的一种努力,即信佛妇女藉此在礼教的氛围中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同时,还显示了中国佛教戒律的情理化。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与《道德经》思想启迪

如何加强和创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是关系当下藏传佛教主要信教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应当在正视藏传佛教作为信仰民族、特别是藏族文化核心元素及藏传佛教独特价值、特殊功用,准确判断和把握藏传佛教发展态势和寺院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阐释并科学借鉴蕴含在《道德经》的管理思想,借此实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     

《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研究

北魏是一个佛教迅速传播的时代,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是大量佛教寺院的修建。《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作者杨街之所亲见亲访北魏洛阳佛教寺院的情况,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寺院是由宦官主持参与修建的,宦官们充分发挥了其在建筑方面的特长,建造的佛教寺院规模宏大,装饰华美,这些寺院的修建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是研究北魏佛教的重要补充。     

唐代佛道二教的发展趋势

在唐代,佛、逾二教的发展臻于极盛。在统一、强大的集权政治体制和发达繁荣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二者终于确立了从属和服务于现实统治体制的地位,其教化的、学术的、伦理的、审美的内容从而大为加强了,而信仰的方面则相应地淡化了。这样,佛、近二教演变为更具文化色彩的宗教,发展起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这也是这两个宗教在中土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生存的必然结果。从此佛、道二教确立起与封建政权的更为协调的关系,成为现实统治体制的重要辅助力量;另一方面,佛、近二教的教理与作为封建统治理论基础的儒学进一步交融,在“三教”进一步“调和”的基础上,促成了宋代“新儒学”即理学的形成。     

试论佛教"象外"之说对唐代山水诗文创作的影响

佛与道相似,佛家追求"穷神尽智,极象外之谈"的言外之意.一切寓于"象".强调"心为宗",追求一种超越现实时空的空无存在.这种以心感物而非逻辑推理认识事物的方法给唐代山水诗文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式,影响了"意境"论的形成.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时期寺院的财产管理方式

算会和点检是敦煌寺院财产管理的两种重要方式,周期一般是一年,对象包括常住什物、常住斛斗、布、羊等物。敦煌教团四个层次的管理机构都进行算会。算会和点检是唐五代时期全国其他地区寺院财产管理方式的一个缩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部控制思想,对于现代经济管理特别是现代财会制度的完善,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题壁与唐宋寺院文化

题壁是唐宋时期寺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读寺院文化,就必须对发生在寺院内的题壁现象,进行较为细致的审视.寺院内的题壁文化,不外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佛教徒对佛理的阐悟.禅宗六祖传法偈的一段公案,至今仍为人传诵,其重要意义,恐怕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里程碑也不为过.二是文人士大夫游览寺院时的即景之作,感悟人生,反思既往.这是寺院题壁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数量大,也是寺院文化中最出彩的部分.     

唐代西州僧尼的社会生活

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书,分析唐代西州僧尼与坊里居民、与其本家以及僧尼与寺院之间的关系。     

唐代的白话诗派

唐代诗坛上存在着一个游离与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白话诗派的代表诗人有王梵志、寒山和庞居士等等。“王梵志诗”是民间众多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和,寒山诗歌具备了民间诗歌、文人诗歌和佛教诗歌的多重性格,庞居士则是南宗禅影响下的歌偈大师。唐代白话诗派不仅开创了我国大规模的佛教文学运动,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白话通俗文学的演进。     

利在当代惠泽后人--评刘国强的《湖南佛教寺院志》

刘国强先生的新著<湖南佛教寺院志>2003年10月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正式出版了,可喜可贺.这部四十余万字的著作,采用概述加条目的方式,结湖南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500多个寺院,从始建、兴衰、法脉、文物、建筑、书画、传说等等方面,作了详略得当的论述和介绍.     

唐代官僚家庭财产管理的模式与手段

唐代官僚家庭财产管理实行"同居共财"。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财产共有制度.但实际上是家长专有制,家长拥有对一切家庭财产的绝对支配权。家长专有专管并不意味着家长亲管,其具体管理方式是多样的。管理方式多样性的实质不是对家长专有制的否定,而是古代以孝为根本的宗法社会下家长专管权力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