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 ——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里甲制度的衰败,由地方绅士和官吏提倡的乡约制度在明代许多地方得到实施,乡约本为以道德自律为目的的民间的自发组织,但到明后期,基层政府大力在地方推行乡约制度,并利用乡约来进行地方治理,其利弊得失在史料中描述甚少,而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对此有详细记录,如乡村社会的治安、民间纠纷的调解等.     

河南濮阳新发现的元末西夏遗民乡约

在河南濮阳县新发现的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中收有唐兀忠显、唐兀崇喜等于至正元年 (公元 1 34 1年 )七月共同议定的《龙祠乡约》。全约共 1 5款、1 0 72个字 ,是我们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一份由古代少数民族制定的乡规民约 ,弥足珍贵。乡约开篇概述了修约背景及其过程 ,言简意赅 ,除“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大的方面外 ,还明确提出立学校、建讲室、请儒师、建夫子庙堂、严禁赌博等多方面的内容 ,完善公允 ,成为当时人们观摩、仿效的对象。乡约以北宋吕大钧的《蓝田吕氏乡约》为蓝本 ,但多有变更 ,更注重于社会实践 ,从中不难看出程朱理学及元代许衡理学思想对西夏后裔的深刻影响     

明代民间契约习惯与民间社会秩序

明代民间社会的契约主要包括乡规民约、合同约和单契,明代民间契约习惯不仅规范了民间社会组织内部管理秩序,而且调整了民间社会的人身权利义务关系和民间民事行为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关系。明代民间契约习惯是明代乡村社会自发形成的民间法习惯,因此对民间社会秩序的调整有一定的自我调节作用。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从徽州文书看明代家庭的经济观

被称为20世纪第五大发现的徽州文书，其内容是以徽州籍平民家庭为主体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商业经营、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原始记录。具有原始性、唯一性、民间性、真实性等特点，对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徽州文书的考察，具体分析明代商品经济观念及析产分居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我们认为明代的徽商用“迭相为用”的功名观代替了“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功名观。在析产分居理论上，则用民间的“常理”代替传统儒学的“天理”。阄书和产业批受是明代徽州地区处理家庭财产的两种不同方式。     

即凡而圣：人际交往视域下《吕氏乡约》的伦理操练、情境礼仪与调音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

明代宗族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徽州,当地兴建宗祠相当普遍。嘉靖十五年祭祖今为徽州宗祠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徽州宗祠祭北始迁祖的兴盛还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元代徽州学者主张祭礼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     

明代徽州谱牒的纂修、管理及其家国互动关系研究

徽州谱牒纂修在明代达到了巅峰,无论类型、体例、内容,还是纂修、刊刻的管理制度,都远胜前代,呈现出日臻成熟和完善的发展趋势.其中各类统宗谱以及跨地域的徽州名门望族谱牒--<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的问世,标志着明代徽州谱牒纂修理论与实践的繁荣和成熟.从纂修和管理的视角,对明代徽州谱牒纂修与管理制度及其家国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探索,澄清了某些是非,弥补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生态环境保护中民规乡约的意义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国历代采取多种形式的民规乡约,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文章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民规乡约文化内涵,并分析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清代北方乡约与州县行政

清代北方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虽然有利于州县行政绩效的提高,但伴随着乡约的行政组织化,乡约首事和吏役勾结害民的现象开始出现,并引发了乡约权力和官府权力的矛盾,从而使乡约与官府的关系逐渐复杂化。     

整合式治理：欠发达地区县域治理的财政逻辑

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而基层财政体制是县乡政府职能履行的基础和保障。始于本世纪初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废止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负担问题,但“三提五统”的取消也导致欠发达地区乡镇主体财源缺失,引发了乡镇政府行为失序与财政困境,进而直接推动了乡财县管改革。基于湖北省Y县的深度调查发现,乡财县管在实践运作中表现为县域范围内的预算共编统管、支出统付统保、收入统征统管以及信息化平台统建共用“四统”,呈现出显著的“统收统支”特征,生成了县域整合式治理逻辑。这不仅化解了乡镇财政困境,规范了乡镇政府行为,调整了县乡财政关系,巩固了基层财政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引领县域治理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由分散型治理向整合式治理转变,形成了欠发达地区基层政权稳定、城乡均衡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县域治理基本格局。     

略论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的消极影响

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后,乡约首事逐渐官役化,这不仅导致乡约教化职能的弱化,而且使乡约的乡村自治地位开始动摇,乡约逐渐沦为听命于官府的基层行政组织.所有这些反映了清代北方乡约性质的变化,也说明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并不能使清代的乡村政治真正得到改善.     

乡约：儒学的乡村社会建构途径

在传统儒学的“身—家—国—天下”链条中,社会维度总体而言是十分薄弱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学完全没有建构社会的实践和简要的理论归纳。乡约就是帝制时代后期儒学建构乡村社会的途径所在,不能把乡约仅仅视作一种乡村道德教化。事实上,乡约这种乡村社会道德教化形式,也是儒学通过契约实现乡村社会建构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当然,这种通过契约建构乡村社会的儒学理论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展,未能成为建构国家正当性的基础理论。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乡约的分析,推动其现代转型,使之成为儒学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生活世界之正当性基础的儒学理论。     

论清代北方乡约和保甲的关系

清代北方乡约与保甲的职能虽仍各有侧重,但两者的职能差异逐渐复杂化,且这种差异逐渐缩小,有的乡约对保甲还具有监督甚或领导作用。乡约与保甲关系的这些新变化,与清代北方乡约的普遍行政组织化有关。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

同处江南的徽州与苏州,因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地社会控制的方式不同。徽州为宗法社会,明中叶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多是经由民间宗族组织实现的;而苏州则复杂得多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多元控制格局,直至太平天国战后,民间组织才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比较两地社会控制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社会发展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明儒薛侃乡约思想的教化意蕴及实践特色

明儒薛侃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并根据当时潮州地区的社会舆情,积极援引王阳明心学理论尤其是良知之教的思想精义,提出一套旨在移风易俗的颇具教化意蕴的乡约思想。薛侃乡约教化模式主要通过公共场合的聚众会约公开进行劝善彰善、纠过戒恶的仪式活动,确立起共同生活场域内的道德榜样以引领社会风尚,又借助民间舆论和宗教信仰等产生防人为恶的强大心灵震慑效应,从根本上确立起扬善抑恶的评价标准。薛侃乡约亦包含诸多生活智慧和日用规仪,实际上为乡村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人际摩擦、增进乡民团结的价值理念和具体规范。如果将薛侃乡约教化理论置身于当时社会境遇进行实践考量就会发现,它以阳明心学为指导希冀找到切实拯救世道人心和共同解决乡村生活实际问题的实践方案,无论理想信念抑或规条设计都流露出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文本设计和具体操作过程均展现出与官方意识形态妥协并自觉接受其指导的实践倾向。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明清时期的乡约教化,是以帝王的“圣谕”为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地方传统与乡镇空间区划,自上而下建构起的比较严密的宣讲系统。在江南地区,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精英热衷教化,为乡约工作的推展及社会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明代初期的社学系统到后期的城乡寺庙,都是乡约所建设的基本选择和乡约宣讲的中心场域。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教化基础,在社学体系废替后,也以寺庙为中心建构起比较清晰的乡约宣讲网络。清代后期,从州县城市到乡镇地方,建设乡约总局与分局的行动变得非常活跃,加大了思想教化和秩序整顿的力度,为维系地方社会与重建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龙祠乡约》所见元末西夏遗民的乡村建设

《龙祠乡约》是濮阳西夏遗民唐兀忠显、唐兀崇喜父子协同村中耆旧于元末至正元年（1341）共同制定的一部乡规民约。该乡约言简意赅,仅有1072字,但其所蕴含的伦理学信息却异常丰富。该乡约滥觞于北宋嘉祜二年（1057）吕大钧所定《蓝田吕氏乡约》,但颇有增损,尤其是乡约凸显了濮阳西夏遗民在乡村建设中提倡节俭、杜绝奢侈浪费、尚贤、乡社经济公开化、惩过奖善、务农富民等思想与举措,而且一度在河南濮阳西夏遗民中得到执行,流风所及,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美化社会风气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