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更化:立国时刻的治体重构

中国政治传统中积累了深厚的立国智慧，注重统一、安定之后的政教重建。古典革命本身意味着社会政治风化的向善提升、最终指向政治共同体精神的教化变迁。更化就代表了政治体致力于善治的文明化转变。儒家传统对于更化有全盘复古和与时损益两种激缓进路，渐进调适论在历史中更显出实践稳健性。政治更化着眼于立国构造中政治精英群体的养成，以此影响立国精神与政治权力再分配，体现出兼顾政治信念与宪制结构的治体论意识。文教振兴因此有其宪制蕴涵。更化立国的政治技艺，避免全盘复古的激进变法冲动，也避免将政治转型急切聚焦于政体制度的大规模改变。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变迁的关键维度。     

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体论范畴,在共和一统的国家建构方向上重新阐明道统新义,思忖宪制新态。这一论述显示出对于大国文明实现共和新命的深沉忧思,中外比较申说也生发出极具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商君书》的 “重治”：一个本土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确定的治国方略。《商君书》的“重治”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商鞅之所以能够提出德法共治这样的理论构想，缘于其本身就是个杂家，其知识结构包含了儒法两个方面的内容。但秦国的政治现实、君本主义立场、对法律的过于迷信、二元对立思想等使商鞅放弃了“重治”，在秦国开创了一任法重刑、摒弃德政的治理传统。汉初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任法而治不施仁义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源，在儒法合流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新的德主刑辅说。德主刑辅、礼刑融合，使中国自汉以来开启了一个礼乐刑政综合治理的新时代。董仲舒的“新德主刑辅说”及其主导下历代阳儒阴法的治道实践，实际正是商鞅重治思想的有限历史呈现。德法共治是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历代治道成败得失的科学总结，重申《商君书》的“重治”概念，能增进我们在新时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文化自觉。     

论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及其现代转换的思维向度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建设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必要系统地发掘中国传统家训思想中的政治伦理资源。要使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其致思取向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包括至少三个方面的思维向度变化,即由“工具理性”优先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举,由“主体伦理”优先到“主体伦理”与“制度伦理”并重,由人治到德法并治。这是家训政治伦理传统资源现代价值转换的理论前提。     

关于亚洲文明的历史哲学思考

任何文明若想延续,都需要有两个载体：一是精神的载体,即宗教或非宗教学说,构成了文明的意识形态;二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力量,构成了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缺一不可,否则文明就无所依赖,站立不稳。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最早把文明的精神载体（孔子学说）和政治载体（帝国结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目前,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上,只有依靠所有文明的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论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的角色——以现代精神传统为中心的考察

精神传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系社会正常运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一国社会中体现为价值体系及其物质承担者的紧密结合,形成一股支撑社会的力量。价值体系及其物质承担者本来作为精神传统的外在彰显,在古代社会中是高度统合的。然而,自近代"五四"运动以来却遭到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政党伦理的挑战,这导致了现代精神传统偶发性的中断与紊乱。现代精神传统面临着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困境,这给型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对于其自身也构成颠覆性的威胁。虽然在现代中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其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危机与希望并存,现代中国新文明正可肇基于此。     

传统道德治化经验值得研究

传统道德治化经验值得研究宋希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文明发展几千年，道德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有着很丰富的道德治化内容，并且以多种形式作了总结。不论甲骨金石，竹木字刻，还是经史子集，官府文书，都记载着很多道德思想、理论、规范、事迹，凝结...     

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民初军阀割据

民初军阀割据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在传统政治权威崩溃与现代政治权威重觅的磨合期出现了军阀，近代社会变革催生了军阀割据的生力军职业军人，中国社会的贫困又滋生了大量士兵，形成从军热，这三种因素相结合形成了军阀割据。军阀割据是近代社会结构变迁与价值重定的全面反映。军阀政治延长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使中国早期现代化再次受挫。这预示着近代中国必须继续“革命”（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取得民族独立，并树立民主政治权威后，现代化才能顺利推进。     

吏治与治吏——新时期中国政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思量

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际成功经验昭示：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就是治权,治权首在治人,治人难在治心。吏治清明的根本在于制度,必须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重塑新时期中国吏治与治吏,首在把握人治与法治、官治与民治、律治与心治关系的理路。     

悟语极照 顿成正觉——中国佛学的思想境域与后现代境遇

"非纵非横,非识所识",在世界三大宗教和中国儒释道三种传统文化中,唯禅定智慧最深最贵。对中国佛学核心范畴的复读、辨析与重释,不仅可以阐发佛学的人生悟解、思想法脉、精神教化和辩证方法的现代语义,也可公度其"要机"随化的得失轻重。"瞬间持存,敞于域外",后现代境遇更策发了中国佛学陈厚故藏的延宕与造生。     

试论中华和合无神论

中华传统无神论与西方理性主义有神论判若天渊,二者之间形成的对照凸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并使中华和合无神论这一范畴的提出得以可能;儒家重生活、道家（道教）重生命、佛教禅宗重自力是中华和合无神论的具体特征和表现;中华和合无神论作为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维护中华文化、文明的一脉相承和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乡治方式的传统与变迁——"唐宋乡村控制与社会转型"系列研究之一

农本社会、专制-集权的国家体制及其迫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小农经济,影响了中国传统乡治方式的形成。皇权政治下大一统政权既要求建立攻防严密的政治秩序,更要求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秩序向民间社会强烈渗透。同时由于皇权专制和为之服务的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迫使官僚与下层社会势力相结合生成新的社会秩序。前阶段国家政治秩序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改造和后阶段国家政治秩序对乡村新社会秩序的相融,导致了乡治方式的变迁。     

从古典到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关系形态考察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通常被认为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这完全忽视了它的本土渊源。事实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是汲取多方文明资源而生成的，中国古代浪漫文学资源是最为得天独厚的本土资源，它奠定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文化基因，更催生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转型和再生。换言之，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历经从古典到现代的蜕变与超越，表征为三个层面的关系形态——表层断裂、深层接续、转型和再生。     

王阳明礼法合治思想探寻

在继承儒家仁治思想的基础上，王阳明的礼治思想以良知学说为基础进行了心学改造，形成了建立在良知观基础上的礼治;其法治思想在借鉴法家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建立在赏罚观基础上的法治。王阳明的治理理念体现了礼法合治的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近代国人道德贫弱原因之分析

对于礼仪之邦来说,“道德”本不陌生,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先圣昔贤的解悟践履,它融入到了中国人关于人生的理解之中,也将传统的社会和政治都赋予了道德色彩,在“君子”圣贤理想目标的引导下,普通的中国人也在过着一种道德的生活。但近代以来,在社会的巨变和救亡过程中,“民德”却暴露出重要的问题。现基于对传统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观察,从传统政治、治统和儒家的学统三个方面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并借以思考当前社会的道德建设。     

论孔子“和而不同”思想中的和谐智慧

孔子用“和而不同”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中“和”的文化，革新了在他之前便已存在的“儒”这一行业的品格，创建了儒家学派。建立了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的“和为贵”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关于修己、治人和治物应该合一的和谐理念，通过实现自我和他人、人和万物的“和谐化”过程，构建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世界。孔子的这些闪烁着和谐智慧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边疆治理视野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价值意蕴、实践探索与路径深化

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作为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复杂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边疆治理深刻映射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党中央先后三次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擘画部署新疆工作,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治疆方略,具有深刻的区域性和国际性意义。依法治疆彰显中国之治的治理保障,团结稳疆突出问题导向的治理思维,文化润疆强调五个认同的治理精神,富民兴疆凸显以民为本的治理定位,长期建疆注重内外联动的治理战略。新疆在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践中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一体推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同向发力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协同实施教育提升工程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耦合协调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全面提升制度供给与制度效能水平,为嵌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了边疆贡献。     

吕思勉论史三题

文明民族见陵于野蛮民族、官僚与官僚政治、历代的武力不振与兵制的关系，这是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文明民族何以见陵于野蛮民族？这是史学大家吕思勉最关切且经常思考的问题，他“反复史事而深思其故”，认为这是文明民族的社会出现了“病态”，其病根一是由于政治的败坏，二是由于民族武德的衰颓。针对这两个病根，吕思勉分别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对于前者，当行督责之术与地方自治；对于后者，唯有豫兵于民和藏械于民间。这种“反复史事而深思其故”的治学方式，全是为了给国民而不是给君主帝王提供“有资于治道”的历史启示，这实在是吕氏治史的根本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吕氏的史学实践为传统的“经世致用”赋予了全新的内容。     

时代精神的界定与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髓,决定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时代文明本质,具有时代性、进步性和从先锋性向社会性展开等三大特征。当今中国文明秉承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文明,初步实现了始自１９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文明的时代性（现代性）转换,具有不同于前三者的时代文明本质,可概括为市场经济、法治和科学技术,由此决定了主体精神、平等精神、自由精神、开放精神、民主精神、权利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尚虚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尚虚倾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佛三家，在认知方法和价值取向上，都重内求，轻外知；重主观精神，轻客观世界；重道德完善与社会和谐，轻实事功利和自我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