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五代入閤礼仪探析

入閤礼仪是唐五代时期国家政治、礼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君臣朝参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关于入閤礼仪的形成时间,学界尚存歧义,但其成为一种特定的礼仪形式应该形成于武周时期.此后,入閤礼仪虽然出现了"朔望入閤""单日入閤"的变化,但除施行时间上的差异外,其本质内涵未有改变,始终是仪仗与朝臣自前殿两閤门入内殿听政的一种朝仪形式.唐僖宗乾符以后,入閤的常朝属性逐渐确立.常朝之制本御前殿,入閤而行常朝之礼并不符合传统礼制规定,于是到了昭宗时,朔望日"前殿入閤"之制形成.而五代沿袭唐末入閤仪制,"前殿入閤"这种类似于朔望大朝的特殊朝参形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彰显皇权的朝廷盛礼.唐五代时期入閤仪制变迁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政治嬗变的历史"本相".     

礼制改革与王莽代汉

礼制改革是整个王莽改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王莽"文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其将五等爵制与郊庙礼制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过程。由此可见,王莽之礼除了是对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为了达到禅汉目的。其中一些制度虽然在王莽一朝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却成为禅让"心法"传替了下去,并不断地被后来者补充完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礼经建筑空间的政治叙事

空间叙事理论作为叙事学的前沿理论受到叙事学界的关注.从文化角度理解叙事,并把古代文化典籍从现代学科分类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会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存在大量的空间叙事资源和空间叙事问题.本文对产生空间叙事理论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礼经"做研究,提出古代<周礼>、<仪礼>和<礼记>存在大量的空间叙事资源.礼经的空间叙事从建筑切入,规划了礼制"辨方正位"的建筑空间格局,建立了礼制国家的空间正位之治,规定了礼制身份的空间方位之礼,确立了礼制等级的空问高大之贵.礼制用建筑的空间布局建构礼仪制度,以建筑的恒常特性维护礼制的固定不变,使之成为政治伦理文化的常规.礼经的建筑空间叙事是在时间序列中进行的,政治叙事的空间理论转向为艺术的空间叙事理论.     

清代翻译科起始时间探究

翻译科是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清代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清代翻译科始于何时,目前仍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翻译科始于顺治年间,另一种观点认为翻译科始于雍正年间,其中主张始于顺治年间的说法占主流:翻译科是在满洲不断汉化的背景下创立的,创立翻译科是为了固守“清语骑射”这一国策,翻译科创立于雍正年间.     

"大板升之战"及其影响

16世纪末,蒙古土默特万户内部发生了史称"大板升之战"的战乱.这次战乱的直接诱因是封建领主对属民的争夺,但还有更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即对明朝贸易控制权、汗位和顺义王位的争夺.这场战乱破坏了土默特万户的团结,严重削弱了其实力,为日后万户内部战乱迭起埋下祸根.这一切又对后来明朝、蒙古、满洲在北亚的争夺产生了深远影响.     

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包含大量的礼学信息,推动了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的复原研究,也为今人超越历代经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士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     

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典型弹劾案探析

清代顺治朝发生了众科道弹劾冯铨等许多典型弹劾案例.透视满洲统治者对这些典型弹劾案的处理,处处凸显其为维护当时政治需要服务的主要目的.正因如此,科道官所发挥的作用无形中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政局中逐渐陷入被动的状态,注定只能俯首听命而难于有所建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传统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的综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成果丰硕。传统礼学中,中古从累积进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三礼义疏之学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庙堂礼典则经历了因不同背景的政权或同时林立,或此起彼伏而造成的一次次重构,这重构在曲折反复、内容变异的同时,也在丰富乃至改写着中古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内涵,这方面成果迭出,个案累积丰富;乡里礼秩在中晚唐首先出现,出现了最初的"礼制下移"趋势,私家庙制、敦煌书仪、乡饮酒礼等均是此脉络中不同侧面的构成点,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稳步推进。     

“礼”对中国传统建筑之影响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以礼制为主导的封建制度主宰下,"礼"既为规定统治秩序、天人关系、人伦关系之法则,也是约制伦理道德、思想情操、生活行为方式之规范。中国传统建筑作为承载社会生活之重要场所,"礼"对其产生了至深至巨之影响。本文从"礼"与中国传统建筑基本原则之确立、"升降出入"秩序之形成、功能布局之理蕴、等级制度之渊源等诸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明代王国庙制的演进及礼制特点

明代分封同姓诸王,封藩建国。明代王国宗庙制度以亲王"之国"为契机,初定于洪武九年,是在师法周代诸侯宗庙礼意的基础上,参酌本朝太庙礼制并有所降杀而建立,至万历朝臻于成熟,其制对清朝宗室家祭制度有一定影响。明代王国宗庙以支子立庙,为小宗之祀,以始封者为始祖,立五庙,祀五世。王国宗庙与太庙构成一个祖先祭祀系统,等级分明,层次丰富,与分封制相表里,具有礼制与政治上的双层蕴涵。     

从风俗论看明代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影响

本文从风俗与礼制、风俗的上行下效两个方面,探讨了明朝人风俗论的基本内容,以及明人为改善风俗所采取的诸多移风易俗的措施,进而指出明代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影响。文章指出,自明代中期以后,民间百姓受到了商品社会的洗礼,民间风俗随之也开始受到了商业的冲击,导致原本朝廷用来规范人们行为或改善风俗的政策、措施,无不流于形式。与之相应,在风俗论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诸如在礼、俗关系上倡导礼因俗制或将礼简单化,以及肯定崇尚奢侈的社会风俗。     

北魏孝文帝时期禘祫之议与北朝礼学发展

北朝自北魏孝文帝以来,以崇儒汉化为国策,尤其重视汲取汉家礼仪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朝经师治"礼"风格,对其后三《礼》学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导向作用。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禘、祫的论辩,北魏统治者一改汉儒治礼尊郑(郑玄)排王(王肃)的原则。依据统治的实际需要,糅合郑、王学说。少数民族统治者在礼制政策方面的调整奠定了北朝礼学的发展脉络。     

先秦儒家"礼以美身"的观念辨析

在先秦儒家的观念中,礼与身的关系不简单是"礼自外作",文章通过梳理礼与儒(巫)的渊源关系,指出儒士的身体姿态是对礼的展现.春秋时代,礼成就"威仪棣棣"的君子.孔子将对礼的践履作为成仁的工夫,发展到荀子,礼内化为生命体的内在结构构成,而其成为中国宗法礼制文化结构坚实的生命基础.     

礼贯古今:以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典礼及典礼制度建设.以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政治伟力,汲取中华礼制文明的政治文化,体现中华礼制文明的"治安之道";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民族伟力,汲取中华传统礼典的民族感和凝聚性、神圣感和虔诚性、威仪感和纪律性,建立完善的大党大国典礼仪轨;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国际传播伟力,着力于典礼外交以及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大党大国的全球传播新格局的构建,并以典礼文化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大党大国的典礼,既是党的盛典、国家的礼典,又是人民的节日,彰显了中华礼制文明的伟力.     

试论明朝两京祭礼的归并

祭礼作为一种政治典礼 ,随政权的转移而转移。洪武定鼎南京 ,郊、庙、社稷等祭礼次第而建。永乐迁都北京 ,祭礼因此开始有南京向北京的归并 ,这一过程到嘉靖朝最终完成     

名教观念与王符“独行”性格的形成

王符《潜夫论》从家族、社会、政治三方面说明名教的影响。"以学博名",以名教思想的教化途径作为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从而影响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基础;关于名教的载体礼制,批评了家族之礼和选举之制的虚夸浮伪的风气,抓住了东汉社会风气败坏的关键。王符在对名教实现途径、名分体系、理论基础等提出批评的同时,也确立了汉魏之际士人"独行"社会观。     

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文化——以“小人”与嘉靖朝的祀典改制为中心

随着嘉靖朝大礼议的演进,在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中,君子小人之辩贯穿始终,这是明朝其他时期较为少见的现象。嘉靖朝祀典改制的不断演进,不光是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等议礼派推动的,在整个议礼活动中诸多小人的奔竞与投机,不断激起世宗祀典改制的欲望,进而影响了嘉靖初政的实施。嘉靖朝祀典改制中的小人众生相所体现的政治文化,促成了世宗皇权意识的提升、形成献媚奔竞的仕风、混淆了对那些支持世宗议礼者的评价。小人之干进是考察嘉靖朝大礼议及相关祀典改制的一个新视角,也是进一步研究嘉靖朝中前期政治变动的一个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