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愿搬迁、社会资本与移民身心健康

移民身心健康水平是移民搬迁后能否继续实现“稳得住、能致富”发展目标的关键。既有研究对移民搬迁事件的丰富内涵剖析不足,且较少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双重视角评估移民搬迁事件的健康效应。本研究使用2019年三峡库区移民调研数据,考察了非自愿搬迁对移民健康的影响,并探讨了在不同安置情境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及主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自愿搬迁整体上显著降低了移民身心健康水平;相比后靠安置,市内跨县安置对移民身心健康负向影响更大;非自愿搬迁发生在26～35岁阶段和36～55岁阶段分别显著降低了移民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进一步对社会环境中介机制分析发现,非自愿搬迁主要通过减少社会网络关系、降低社会融入和减少社会信任影响移民身心健康。本研究对推进移民身心健康的后续扶持政策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水电工程移民相对贫困特征与致贫因素识别

基于2014—2018年金沙江流域水电工程移民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思路对水电移民相对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发展性贫困与消费型贫困。受水库建设影响,大部分移民家庭生产维度受严重剥夺,自然条件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使移民家庭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且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受阻,造成移民后家庭生计构建困难,生产恢复缓慢,陷入发展性贫困;水电修建使移民家庭市场参与程度被迫提高,人均生活成本增加超过2000元对家庭资本积累十分不利,在加剧了移民群体发展性贫困状况同时增加了日后返贫的可能;最后,这些贫困特征在兼业生产家庭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中体现更加明显。政策完善应致力于发展性贫困和消费型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有效缓解群体间与群体内部发展差距扩大状况,避免政策失灵带来新的风险。     

工程项目非自愿移民的社会管理探讨——移民安置问题实例解析

工程项目非自愿移民的管理不善导致不少社会问题。非自愿移民的动迁、安置与发展,宜从个体、社区和整体三个层面着手,做好非自愿移民的心理辅导和情感抚慰,畅通其诉求表达渠道,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移民社区建设,引进社会工作职业;改革基层行政管理结构,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论非自愿移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非自愿移民是在国际移民理论研究中受排斥的领域 ,显然极不正常。非自愿移民是中国移民史的主流形态 ,非自愿移民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有中国特色的移民理论是中国移民实践全部历史经验的继承与发展     

移民搬迁中的社会支持机制与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移民搬迁伴随生活方式的改变,势必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冲击,而安置方式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差异更使他们的心理健康发生变化。利用2011年陕西省安康市"农户生计与老年人健康"调查数据,检验了移民搬迁、不同的移民安置方式对农村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探求了移民搬迁中社会支持机制的作用。结果发现:移民搬迁本身对农村老人心理健康存在显著正影响,但由于移民搬迁导致社会支持网络的变化,使得移民搬迁与非移民搬迁老人的心理健康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安置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不同;社会支持网络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供了重要的保护机制,而且调节了移民搬迁及不同安置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政府应该合理规划移民安置方式,打造良好社会环境,促进移民老人的社会融入和交往,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     

非自愿移民的社会资本补偿——以丹江口库区移民为例

根据对丹江口库区待迁移民和老移民的问卷调查,从社会资本的投入和收益两个角度,分析了非自愿移民的资金资源、劳动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情感资源。结果表明,亲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库区农民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工友、同学等关系开始显现出作用;迁移的风险与待迁移民的担忧比较一致;社会资本的各部分损失并非均等发生,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不会下降;采用收入倒推法和替代成本法计算移民的社会资本损失,得到户均社会资本年补偿标准在1 888—2 285元之间,补偿年限的上下限分别为20年和12年。     

多维相对贫困的精准测度与分解

缓解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构建包含心理健康、环境质量等要素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借鉴A-F贫困框架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入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权神经网络（NNRW）法,精准测度并分解中国城乡间、区域间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发现：无论城乡间还是区域间,随着相对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相对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表明发生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居民数量逐渐递减。同时,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呈“西高东低”态势,全国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大致与中部地区相当;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且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与西部地区相当;城镇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大致与东部地区相当。此外,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金融产品、生活环境、耐用品和人均纯收入等因素是城乡间、区域间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主因,但是致贫主因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的贡献率有所差别。研究结论为制定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论世界银行的非自愿移民政策：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工程移民为例

世界银行的非自愿移民政策 ,是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执行过程出现许多失误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的。它的基本内容是 :要尽可能避免非自愿移民并减少到最低程度 ;移民政策的目标是恢复移民的生活水平和获取经济收入能力———并在可能时去加以改善 ;移民政策主张 :鼓励移民和移民社区的人们参与移民安置和生计恢复的规划 ;世界银行的目标是 :努力将非自愿移民过程转变为以开发为目标的移民社区的发展 ;非自愿移民补偿的基本政策是 :只给予现金补偿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考虑移民找到新家和就业机会的能力 ;保护环境应当成为移民安置计划的重要目标     

城市老人子代照料者的压力过程机制与社会支持效果——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的双调节作用

基于压力过程与社会支持缓冲理论,运用8省份1541份调研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在城市老人子代照料者的客观压力源与主观照料压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从血缘关系和女性视角分别对比不同子代的人群差异。研究发现：老人照料需求、子女照料强度和压力评价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社会支持在子女照料强度与照料压力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且非正式支持的调节作用大于正式支持。在不同子代群体中,儿子更得益于正式支持的作用,女儿和儿媳等女性照料者则更加依赖于非正式支持的调节。未来应从家庭整体视角建立完善的照料需求评估制度,通过树立照料者性别平等意识,提高已有政策利用度和替代性服务获得性等方式缓解照料压力。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非自愿移民生计分化研究——基于浙江临海两个村庄的调查

非自愿移民生计问题是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发展无法回避的课题。非自愿移民搬迁后,以家家族为核心的传统网络关系被打破,原有的生产与经营基础被削弱甚至被摧毁,非自愿移民的生计分化被重启并急剧变化。为保证最基本的生计安全,在迁入初期,非自愿移民生计行动偏好于实物性收益,其非正式关系网络也形成以血缘为主体的关系网络。在迁入的中期,非自愿移民更加注重并偏好于货币性收益,通过各种交往互动方式重构与拓展了以本地为中心的新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谋求更有价值的生计道路逐渐通畅,非自愿移民的贫富分化加剧。同时,乡村精英是非自愿移民避免陷入生活贫困沼泽的重要社会机制,构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合作性网络机制以及一个包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非自愿移民等社会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发展支持体系是实现非自愿移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自然地理环境贫困效应实证分析——基于空间贫困理论视角

从空间贫困理论的视角,根据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贫困发生之间的关系,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2006-2012年新疆17个边境重点贫困县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自然地理环境的贫困发生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地理条件对农民收入和农村贫困率有显著影响,政府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可以缓解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效应的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农村贫困率的减低有显著性影响.     

世界银行非自愿移民政策与我国水库移民政策的比较分析

为在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时要适应贷款方的要求 ,满足贷款方的条件 ,使立项时间更短 ,资金使用效率更高以及使我国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和《水电工程水库淹没处理规划设计规范》修订后与世界银行非自愿移民单独条款OP4 .1 2更趋一致 ,将我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和《水电工程水库淹没处理规划设计规范》与世界银行非自愿移民政策进行比较分析。     

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水库工程和谐移民实证研究——以浙江丽水市为例

通过对浙南丽水市水库新老移民和谐融入状况的深入调查,分析得出:有效的政策扶持、适宜的安置策略、积极的角色调适、持续的经济动力以及促进多元地域文化互渗与交融是支持移民和谐融入与社会适应的基本要素。当前仍存在若干典型问题:移民发家致富仍存在众多制约;对生产生活的满意度不高;政治参与存诸多障碍;因移民导致的消极心理在一定范围内仍存在,文化整合的任务仍然艰巨。对此,应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移民观,坚持以对人的关怀为基本立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移民政策。     

非正式支持、抗逆力与老年人因病致贫——基于西部三省九县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因病致贫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加大非正式支持和提高抗逆能力是应对老年人因病致贫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西部三省九县1070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究非正式支持及抗逆力对农村老年人因病致贫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非正式支持方面,经济支持及情感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因病致贫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抗逆力方面,免疫力、因应力及复原力均对农村老年人因病致贫具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同时,非正式支持对维系农村老年人抗逆力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根据实证分析的政策涵义,本文提出应对老年人因病致贫的对策建议:完善家庭养老保障,拓展老年人非正式支持;加强老年健康教育,提高老年人免疫力;加强老年健康管理,提高老年人因应力;加强老年健康保障,提高老年人复原力。     

在正式制度激励与非正式制度激励之间————国家治理的激励机制分析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治理者是需要激励的群体。治理者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其行为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激励机制所驱动。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者群体处在一种正式制度激励衰变而非正式制度激励效用增长的状态。这是中国治理者群体处于低绩效的治理窘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将激励机制重新塑造为正式制度激励为主、非正式制度激励为辅的正常治理状况,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有效激励治理者积极作为机制的关键问题。而建构这一机制的前提,不是重建执政者所熟悉的道德化体制,而是要建构真正有利于激发治理者积极作为的法治化机制。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 “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的精准扶贫：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

在既有的水库移民社区开发性扶贫过程中,从数字或材料上来看,扶贫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符合政策规定,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形式上较为完美。然而基层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使水库贫困移民真正获取所需的扶贫资源,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或许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政策扶贫下,贫困移民能够暂时摆脱贫困,但长期来看仍存在返贫风险。要使贫困移民真正摆脱贫困,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常态,通过精准扶贫使水库移民扶贫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借助移民社区的发展带动贫困移民脱贫解困,实现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扶贫工作由形式合理向实质合理的转变,即通过政策的改进,防止移民精英享有特权、占据资源,使扶贫资源能够真正促进水库移民社区的发展,从而带动并帮助贫困移民在社区发展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彻底摆脱贫困。     

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及货币政策互动机制的实证研究

利用楼市指数、股市指数、CPI以及市场基准利率的月度数据对资产价格、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之间的相关性及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定量分析,结论表明：资产价格过快膨胀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促使更多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加重资本市场的过热现象;并进而强化了政府的流动性过剩预期,促使政府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平抑资产价格的过快膨胀,以消除通货膨胀。此外,本文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量化阐释了三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对于系统不均衡的调整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