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

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既构建了刘贺本人“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贵族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对《诗经》的诵习,验证了通经之前皆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其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西汉时期“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其时实应“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状态,既体现与“礼”相涉的有《礼经》学者与汉“仪”学者两种,又反映出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孝道新解

<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明确地指出《孝经》乃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是说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后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陈述后,由曾子记下来,亦可证明《孝经》的作者是曾子。从《论语》记曾子“慎终追远”等论述看,曾子本人尽孝道、讲孝道,确有一套孝的理论和主张。     

孔子与《周易》

春秋时代,我国文化遗产的积累已经稍为丰富,如战国人所谓“六经”、西汉人所谓“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当时都有一些传本,为士大夫们所诵习。孔子在整理、传授“六经”方面有着一定的贡献,这是古今学者所公认的;不过,由于社会的变乱,尤其是秦火的浩劫,记载残缺,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这方面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则古今学者颇有不同的看法,聚讼纷纭,至今莫衷一是。我们今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指导下,给予孔子以客观的、全面的、正确的历史评价,对于这个问题——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     

“成于乐”索解

一、一个发展失衡的传统《论语·泰伯》篇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认为“诗”“礼”、“乐”各有其用、不可偏废，而且明确把“乐”摆到了“诗”和“礼”的上位。其对“乐”之重视可见一斑。这是否是偶然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仅《论语》这部原典就至少有两点可以为证：第一，《论语》之《述而》、《八佾》、《泰伯》、《阳货》、《宪问》、《子罕》、《卫灵公》等篇中都直接写道了孔子好乐、赏乐、奏乐、正乐、歌吟的故事。而且，这些记载还可在《礼记》之《檀弓》、《庄子》之…     

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论周代燕、射礼仪用乐用《诗》

周代燕礼和射礼是相关的礼仪,都使用了《诗经》的许多篇章。燕礼有正歌四节和“无算乐”。前者用《诗》篇章固定,后者则较自由。春秋中期,燕礼用《诗》情况开始变化,四节正歌被抛弃不用,代之而来的是宾主之间酬酢赋《诗》,这对春秋时期的赋《诗》断章取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射礼用《诗》较简单,乐射用《诗》是:天子用《驺虞》、诸侯用《霾首》、大夫用《采蘩》、士用《采蘋》。《霾首》不传,其逸文在《礼记.射义》、《大戴礼记.投壶》等篇中。     

“有教无类”广议

《论语·卫灵公》有言:“子曰:‘有教无类’”。历来对此“类”字之义约有两解,实皆于理不合。一曰类即种类,即今日所谓民族。《荀子·礼论》:“先祖者,类之本也。”郑玄《周礼》注:“族,犹类也”。明人高拱《问辨录》谓“类,是族类,言教之所施,不分族。”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亦可找出不少根据,如《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左传·僖公十年》:狐突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僖公三十     

孔子乐正“诗三百”的经化效应——以《国风》中的爱情诗为中心

《诗经》作为经典,已经流传了二千多年,最初称为《诗三百》,至于称为《诗经》,则要归功于孔子。孔子乐正《诗三百》,并以礼来阐释其中的爱情诗,为其经化确立了规范,成为先秦典籍经化的范本。     

从周代婚姻礼俗看《关睢》

三百篇中,最为国人所熟知者,自然要数《关雎》。而它的“取冠三百”的特殊地位,又历来引起说《诗》者的普遍关注。 对于《关雎》,诸如“后妃之德”、“刺时”种种陈说,今人已断然不取。现在较普遍的说法为以下两种:1、恋歌说。持此说者,甚或将其述解成现今乡间男女自由恋爱的那副情景。这种以今论古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2、婚歌说。此说实承郑振锋所谓“娶亲时所唱的乐歌”(《文学大纲·诗经与楚辞》)而来。有论者因以反证上古婚礼有吹吹打打的举乐之俗。这又实在是一种误解。 上古婚礼是不举乐的。古代的婚仪体现为一种系列性的过程,是谓“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亲迎指婿男亲至女家迎娶,即使贵为天子诸侯,亦必躬行其礼,以示亲敬。亲迎之礼的主要内容,据《礼记·昏义》、《仪礼·士昏礼》,有车迎而无举乐。按《礼记》的说法,“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曾子问》),“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     

《易象》和《鲁春秋》

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是研究古代史与古代哲学的人所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孔子与《诗》、《书》、《礼》、《乐》的关系,《论语》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例如: ①“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②“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与?”(《阳货》) ③“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在孔子时代,诗、书、礼、乐四者恐早已成为当时学者的教学资料。虽然,我们还不能够从东周以后的金文中找出直接的证据来。但这四样,不仅仅是孔门后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

一、“诗言志”在批评与创作两个层面对经学隐喻的执行《文心雕龙·比兴》曰：“《诗》文弘奥,包韫六义。”①在儒家的“六艺之教”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诗》教。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     

何休《公羊解诂》研究

<正> 何休(公元129—182年)是东汉后期学问渊博、著述繁富的经学家、思想家.他被后世称为“学海”.所谓“学海”,一方面固然表现在他“精研六经”,从他的代表作《公羊解诂》徵引的书目可见,他不仅精于《易》、《京房易传》、《尚书》、《诗》、《韩诗外传》、《礼》、《谷梁》、《左传》;而且精于《论语》、《孝经》和《纬》.另方面,也表现在他写了许多著作,除解诂《公羊》外,尚“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并“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可惜除代表作《公羊解诂》留于后世外,其余著作大都散失了.     

《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辨析

根据三礼等典籍,结合文本,我们对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进行了全面而仔细的考辨。周代以来,在宗庙与祭祀上存在两种表述方式,周代还有四祀形式。这在诗经中表现得清楚明显,人们常将两个系统混一,因此引起争论。《楚辞》以灵均代言,《离骚》就是祭祀诗,“皇考”指父亲。     

儒家思想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儒家思想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秦洪梅,颜林波一、“思无邪”、“修身”观点对文明道德规范的作用“思无邪”原本是孔子对《诗经》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清代刘宝摘在《论语正义》中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文史工具书手册》序

由南开大学中文系朱一玄教授领头编撰的《文史工具书手册》,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猥承不弃,嘱作弁言,谨略陈鄙见,以为短引。古人于书,皆以习诵,本无所谓工具书。如古代训诂辞典《尔雅》,在唐文宗(李昂)开成年间刻石经于国子学时,即与《论语》、《孝经》一齐增入原来的九经(《诗》、《书》、《易》与《三礼》、《三传》)之内,为十二经,被列为儒家必读的经典之     

论魏源的经学思想及其影响

<正> 魏源的经学思想是清代经今文学派的理论重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很大影响,本文拟初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一魏源的经学著作十分宏富,主要有《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微》、《公羊春秋论上下》、《孝经集传》、《礼记别录考》、《易象微》、《大戴礼记微》、《论语类编》、《孟子类编》、《禹贡说》、《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等等。魏源于嘉庆十三年(1808)入泮,十五岁“始究心阳明之学”。进京后,从胡承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