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员与汉族人员犯罪特征差异的比较研究——基于贵州两所监狱服刑人员的调查

借助服刑人员构成理论,通过共时对比,从实证角度考察少数民族人员与汉族人员犯罪特征差异情况可以看出,相比汉族人员犯罪,在少数民族人员犯罪中,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年龄在36岁以下的、职业为农民的和犯罪类型为传统自然犯罪的相对比例要高一些.因此在犯罪控制上,一方面要通过严厉打击与调解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减少犯罪的产生,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降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及犯罪的产生.     

教育、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收入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动态面板数据的System-GMM模型基础上,利用CHNS数据研究不同教育程度的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的工资差异,结果显示:不同的教育组别,两部门收入差异存在着明显不同。正规就业者的收入优势只在高中教育组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组显著存在,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就业者的收入并没有显著的部门差异。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两部门教育回报率差距变大;高中教育组在两部门的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非个体特征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而大专及以上教育组在两部门的收入差异则更多来自于个体的资源禀赋。这说明,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在两部门收入差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个人所得税、高收入不平等与收入流动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 2011、2013、2015年的非农个体面板数据,首先对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的累进性及再分配能力进行了考察,然后基于最高收入份额方法及Pareto分布系数方法对高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分析,最后使用multinomial logit和百分数效应模型研究了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1)尽管个人所得税是累进性的,但其再分配能力非常弱;社保缴费中的公积金呈现出累进特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均呈现出累退特性,与个税相同,社保缴费的再分配能力非常微弱.2)非农职业的收入高度集中,各考察期内收入最高10％个体的收入均占总收入的三成左右.3)收入最高的个体一般继续保持在收入分配的最高位置,留在收入分布顶端的个体比例大于留在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体比例;在收入分布中向上流动者主要由较低收入个体组成;收入分布中的初始位置、年龄、教育程度、地区变量一般会对收入的向上或向下流动产生显著影响;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是所有决定向上流动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     

风险/需求评估在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中的适用

风险/需求评估理念旨在预测及估量未成年人再犯罪风险,将有限的未成年人司法及社会支持资源重点集中在再犯罪风险较高之未成年人身上,由此建构和践行相应个别化矫正对策,解决诸上问题或将降低其再犯罪之可能性.但截至目前,我国尚无统一权威的未成年人再犯罪风险及需求评估体系,量表开发、流程规范、技术标准等皆存在较大待补空间.建议整合既往域内外评估研究成果,通过比较及循证视野,从指标体系、精算量表、流程管理及社会支持等四个方面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本土实况之未成年人风险/需求评估体系,从而实现未成年人再犯罪预防个别化及社会化.     

社区矫正刑罚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与完善

社区矫正刑罚方式和刑罚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社区矫正制度有利于防止服刑人员交叉感染、防止罪犯形成监狱化人格,能够对缓刑起强化作用,同时也降低了刑罚成本,也有减轻服刑人员及家属的经济困难,对青少年犯罪具有特殊意义.应完善立法,将社区矫正制度法律化,明确社区矫正的刑罚体系地位,大力培养社区矫正专业人员和志愿者.     

浅谈弱势群体犯罪人员行刑社会化及社区矫正

弱势群体的出现更多的是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矛盾的产物，全社会都有责任。鉴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弱势地位，对于他们的犯罪更要仔细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应当本着挽救、教育的思想，正确贯彻行刑社会化的理念。与监禁刑及其执行相比，对弱势群体犯罪人员采用社区矫正的行刑方法，可以排除或减少弱势群体因犯罪而落下的不良印记，减少其再犯罪率，有利于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进而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立，增进社会和谐。     

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现状研究——基于CHNS与CHIP数据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加深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受教育水平城镇以大专以上为主,农村以初中为主;工作类型城镇以国有单位、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农村以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城镇呈现协调发展格局,农村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扩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下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上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也需要居民个人不断提升自己获得高收入的能力。     

农民工工伤事故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珠三角地区的调查

针对珠三角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表明：第一,农民工职业安全风险很高：农民工普遍劳动保护程度低,工作强度大,个体安全防范意识较低。第二,工伤事故受农民工年龄、教育程度和是否技术工人、个体安全防范意识影响明显。年龄较大、教育程度较低者、技术工人、个体安全防范意识较低者发生工伤事故的可能性更大;用工单位安全防范对工伤事故有影响,但不显著;这与很多用工单位安全培训、安全检查流于形式,发放劳动防护用品不达标不无关系;工伤认定范围过窄,使得劳动强度等引起的疾病很难受到保护。因此,应加大政府对安全生产投入,完善激励性法律机制,第三方介入和劳动者民主参与职业安全管理,以及扩大现有工伤认定范围等举措降低工伤事故发生,保护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益。     

监狱服刑人员改造质量评估评价

监狱的良窳是检测一个国家文明与野蛮程度的窗口,监狱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则是衡量监狱优劣的标尺。因而,提高监狱服刑人员改造质量,历来是我国监狱的核心任务,是监狱工作永恒的主题。同时,监狱服刑人员改造质量的高低,也应看作是监狱干警工作能力水平和职业责任感的主要标志。介此该课题组对我省部分监狱组织了调研,从监狱服刑人员入监甄别、服刑人员改造过程中的质量评价、个体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预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构想,对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估和评价,为构建一个科学、合理、易操作的服刑人员改造质量评价标准提供理论价值,既利于服刑人员个体明确改造方向和目标,又利于监狱及其领导机关的管理和督查。     

论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婚姻问题的法律规制

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其合法的民事权利应依法予以保护,不能因犯罪而随意限制或剥夺服刑人员的人身及财产权利。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其缔结婚姻的权利因其人身自由被依法剥夺,允其结婚显然有违婚姻本质,因而被依法禁止;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其配偶诉请离婚的,法律应依法予以保护;服刑人员主动提出与其配偶离婚的,法律也应予以支持。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允其"夫妻同居",于法无据,应予禁止。     

家庭暴力下受暴女性犯罪的量刑与执行途径

家庭暴力下受暴妇女犯罪的定罪及刑事责任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将"受虐妇女综合征"作为正当防卫要件的突破而宣布犯罪女性无罪的做法,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尚需谨慎;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受暴妇女犯罪的免除或者减轻罪责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以此为基础,我们应当联系受暴女性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及现实状况,在满足社区矫正执行方式的条件下,尽量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以达到真正的再社会化与社会和谐.     

经济转型中收入不确定性与储蓄行为研究——来自中国农村家庭面板数据的证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从家庭主要经营产业看,农户家庭收入不确定性最高的都是主营第二产业的农户,主营农业的农户收入不确定性最低.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看,不确定性最低的是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户.收入不确定性基本上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小.农户在面临相对较低的收入不确定性时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服刑人员心理引导与思想教育关系之辨析

服刑人员心理引导与思想教育都是整个教育改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罪犯教育学的视角看,二者在学科归属、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及教育功能上不同,而在培养服刑人员守法意识、重塑其健康人格、促进其素质提高等方面是一致的。思想教育在教育改造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心理引导是新时期服刑人员思想教育的拓展和深化。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社会经济回馈——以青岛市女性的相关分析为例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息息相关,无论从提高生产率、提升就业层次和收入等方面,还是从人类生育、人口健康和后代哺育等方面,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都会对社会作出极大贡献.社会发展经验表明,女性教育是改善人的生存条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式,大力发展比男性受教育程度低得多的女性教育能获取更高的社会经济回馈,是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最经济的道路之一.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社会经济回馈——对青岛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无论从提高生产率、提升就业层次和收入等方面认识,还是从人类生育、人口健康和后代哺育等方面看,都会感到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可对社会作出极大的贡献.本文论述了女性教育是改善人的生存条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式,大力发展比男性受教育程度低的多的女性教育能获取更高的社会经济回馈,是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最经济的道路之一.     

美国治理少年犯罪的恢复性司法及其借鉴

恢复性司法是从国外兴起的一种司法理论和程序,其目标是恢复受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美国治理少年犯罪的实践中采用调解会议、少年法庭等恢复性司法措施,降低了罪错少年的再犯率及犯罪程度。我国在少年司法制度中采取恢复性司法措施有一定可行性,符合对少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司法方针及和谐、恤幼的文化传统,能够更好地教育青少年、丰富纠纷解决方式、节约司法资源。我国构建恢复性少年司法程序时,要合理设置所适用案件的范围,注重与传统司法程序的衔接,确保少年司法机构的专业性及当事人参与的自愿性。     

新疆籍未成年人在内地的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新疆籍未成年人在内地违法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犯罪的未成年人员主要来自贫困的南疆地区,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偏小。犯罪以扒窃偷盗为主,以团伙化共同作案为主,呈现出智能化、现代化等特点。导致新疆未成年人内地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社会、宗教、学校、家庭等多方面的原因。预防和治理新疆未成年人在内地的违法犯罪应加强新疆与内地有关部门的联系,齐抓共管,加强登记管理,多方治理,坚决遏制其违法犯罪的上升势头。这对维护内地社会治安的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农村家庭生育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农户的实证

文章利用广东省家庭生育状况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父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状况、养老保险参与程度是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影响生育个体的生育理念。重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降低农村生育率的关键。     

1927-1937年北平女性犯罪研究

文章通过对1927-1937年北平①女性犯罪的数量、罪名、职业、教育程度、年龄及婚姻状况等的分析,考察北平下层女性的生存状况.这一时期的北平下层妇女被迫从家庭走向社会,但其参与社会的程度有限,仍遭受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迫,其犯罪的主要诱因是贫困和婚姻.     

民国初年女性的教育问题与女性性犯罪探析

民国初年,虽然提倡女性教育,但因受教育人数的精英化及内容上的畸形性,多数女性仍然没能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再加上家庭成员不良言行的影响及基本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这些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女性因缺乏必备的知识和能力而容易走向性犯罪。她们没有谋生的本领,盲从、不辨是非,大肆地放纵自己的情欲及恶劣的言行,而对法律的无知亦增加其犯罪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