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诗思互镜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语法——以屈原、荷尔德林诗歌诠释中几组意象的再诠释为例

“诗思互镜”是人类几个主要文明共同体共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可以被称为一种“普通语法”。以屈原作品的诠释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歌的诠释为例,可以看出这种“普遍语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与德国现代诗歌诠释过程中的应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刘勰、王夫之、戴震三人对屈原作品的诠释和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诠释,都是从哲学与诗意相互诠释的路径展开的。这种“诗思互镜”的诠释路径,一方面让诗意与关于人类生存的深沉哲思结合起来,于是哲学之思照亮了诗意的深渊,使诗与人的存在关联性变得清澈;另一方面也让哲学与人的感性生活、情感意向结合起来,于是诗意的情感介质让哲学之光展现出■缊之气,从而具有了生动可感之质。“诗思互镜”可以让文明交流互鉴既保有一种理性的清澈之思,又能呈现出精神现象的感性光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种普通语法。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萧风诗歌的意象世界及其诗学精神

诗人萧风《灼伤的葵花》是当代一部创造了丰富意象的诗歌文本。其中包括以下四种类型：时间意象,空间意象,自然意象,历史意象。对萧风诗歌意象世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学精神就是借助于外在世界的种种物象来展现“在世之中”的此在的诗性之思。所以,他的诗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     

包蕴情怀的理性探索--评罗振亚著《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罗振亚是以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介入诗歌研究的.他早年曾以内蕴饱满的笔致写下过追慕与怀想淳朴本真生活的诗篇,而在他本来可以进一步发挥他的诗歌写作才华的时候,他选择了审慎的"退出",走上了一条以理性为指导,以感性为基础的诗学研究之路.这种"退出"无异于更有责任感的"进入",他始终没有离开缪斯左右,他是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上继续着对诗歌的忠诚与虔敬.     

解读谢黙斯·希尼的《田间劳作》——诗人的诗学责任和社会责任

论述了爱尔兰著名诗人谢默斯·希尼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诗集《田间劳作》。分析了西方文学传统和爱尔兰国内复杂斗争对这部诗集的影响,及这部诗集的多篇诗歌表达了希尼在创作过程中遭遇的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矛盾,诗集中有他对诗人的诗学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思考,以及他最终找到的解决之道——＂艺术的终极是和平＂,可以说希尼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两者的忠诚。     

论艾青的诗学观念及其与大众化的关系

与象征主义诗学观念不同,艾青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他关注现实,强调诗的“功利性”,“感觉”只是认识的一种中介。对现实主义诗学观念的坚持以及当时文艺大众化背景的影响,使艾青诗学观念向大众化方向倾斜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但又与诗歌大众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正是在这逐渐偏向大众化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艾青个人难以避免的诗学矛盾。     

诗以气为美:李白诗歌与气新论

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灿烂星河里一颗最为光彩夺目的星辰,而“气”是打开其诗歌炫彩世界的一把金钥匙.李白诗歌体气充盈,大气包举,浩然之气贯长虹,自由之气震华岳,狂放之气冲牛斗,孤独之气惊风雨.他诗歌的独特之“气”神光刺目,让人不可逼视,也给他的诗歌带来了惊人的气韵之美.     

抒情传统与南社诗歌

南社人跟抒情传统的关系至为密切。抒情不只是落实在诸如“南社情僧”苏曼殊身上的浪漫行为,而是牵涉到历史与记忆,主体与世界,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纠葛,表征着南社群体普遍的承担和创伤。重新启动“抒情”的公共性,构成了南社人对待诗歌整体想象的基本起点。南社人诗歌观,体现出经典意义上的抒情传统的延续和回归。他们以表征与介入“世变”作为“诗歌之道”,倾向于欣赏贯穿私人与公共空间的诗歌,反对耽溺于风花雪月的私人生活。     

苏轼“静故了群动”诗学观与禅宗止观

苏轼提出“静故了群动”诗学观念,强调凝思静虑的禅静状态对文艺创作观察和构思的作用.认为禅静之止观状态能增强定力,开显智慧.禅定的宁静,不但能了群物之动,把握事物的动态和发展趋势,而且能观万物之理,更加清楚明白地总结事物的道理,达到胸有成竹效果.赋予诗歌以超脱之静美,宁静而不枯寂,颇富理趣.“静故了群动”既是他创作经验,也是禅宗止观禅法对苏轼诗学之影响.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     

船山诗学中的声律观

王船山非常重视声律对形成诗歌音乐美的重要作用,但他认为“律不可以死法求”,格律诗的平仄律更是不可过于拘泥,而应“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这一思想是对明代诗学复古思潮中格调论的批判。体现了古典诗学向传统的情志论的回归。     

中国古典艺术对庞德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的古典艺术对庞德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过深远影响.庞德从中国古诗中找到了他意象派诗歌创作中重要的表现手法一兴喻,也从对中国古诗的翻译和再创作中印证和丰富了他意象主义的诗学思想,同时他还从中国古诗中为他的诗歌引入了大量经典意象;从中国汉字的象形性特征中,他找到了他理想中理性和感性瞬间结合的表达手法,创造出了许多极具审美价值的经典诗歌意象,而且还找到了对意象漩涡理论的最简洁也最富有表现力的范例和理论支撑;中国古代绘画的技法和对意境的处理促进了他意象和意象漩涡概念的形成,催生了他关于诗歌意象要主客观结合的诗学思想,推动了他诗歌意象中的色与形、情与景的融合.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叶维廉中西诗学研究论析

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对中西诗学提出了寻求跨中西文化共同文学规律的口号,他努力从东西方传统诗学的比较中寻找共同的"模子",以此探讨其中存在的汇通与歧异,并对中西诗歌作了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辨析,有利于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总体把握,值得中国学者参考借鉴.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

船山诗学著作中的“神韵”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包含诗歌艺术蕴藏、含蓄、意在言外等含义,又侧重于从诗的声韵来立论,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神韵美”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把诗歌的“神韵”与传统儒学的乐教精神相结合,与诗歌艺术的“通天尽人”的境界相联系,揭橥了诗的音乐美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理想至境。因此,“神韵”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古希腊理性人学的探究

以往的论者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希腊哲学分辨为归属“知识论”范式,这同古希腊哲学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不无关联。然而,持此论者有所不察的是由柏拉图确立的“让存在之存在(“理念”)同时也作为人之存在之存在的基调,其哲学特质将希腊哲学归属于“理性人学”的范式,希腊人把人的本性建立在人所独具的理性特征之上,通过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面对人本身指证出人之理性的意义,并通过“知识”这一中介,将“真理世界”与“意见世界”同人的“理性”与“感性”作对应,得出入之两重性规定。希腊智慧在其思辨的理性中,导致“感性”与“超感性”的过度紧张,必然需要被了解和同情,理解与超越,因而,她必然只是通往人学途中的一个重要驿站。     

从理性批判到语言实验——狄金森诗歌中的融合性思维景观和“性灵”世界

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营造了主体性思维景观和个体化审美空间。主体性思维融感性与“慧性”于一体,打造感知和体察世界的“融合性思维图景”;审美空间是个体情感和情趣塑造的性灵世界。在其诗歌中,物是物自体而非康德所谓的现象;人是自由的人,在“存在”中不断获得和扩展“智慧”。诗人背离语法惯例,进行语言实验,将处于诗句任意位置的普通事物大写。狄金森以此反抗既定语言秩序,批判等级制理性传统。通过塑造“性灵人格”,诗人探索人类本性和本心,抗击理性人格对存在本性的遮蔽。     

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一人主义”诗学

“一人主义”是美国纽约派代表诗人弗兰克·奥哈拉诗学理论和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一人主义”诗学理念的确立,使得奥哈拉的诗歌作品极具个性色彩,饱含创造力。本文依托奥哈拉的城市诗歌创作活动,探讨“一人主义”诗学理念衍生的过程、“一人主义”的内涵及其对奥哈拉城市诗歌的意义,论证奥哈拉在这一诗学理念下所达到的诗歌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