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建议制度新探——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民事检察建议是新《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制度创新。依循本次修法的精神,民事检察建议应以个案监督为主,监督对象限于人民法院,从而彰显其特色。民事检察建议在性质上属于柔性权力,这不同于传统刚性权力,适用范围具有扩张性,对于"法不授权皆禁止原则"应变通适用,由此也决定了民事检察建议刚柔兼济的效力。     

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中的若干思考——以江苏省为例

为构建完善的惩防体系,江苏实施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其通过优化权力流程,“绘制运行图、找准风险点、明确操作人、落实监控法”,以达到权力在内控中规范,在阳光下运行,在网络上监督.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建设具有诸多的正面作用,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部门主要领导游离于监控之外,监控机制被喻为“手电筒”——对下不对上等等.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构建大内控体系,解决控不住、控不到的问题;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增加行政透明度,破除审批过程中的“体外循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

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共同实现反腐败的制度目标,由此必然产生二者共同行使监察权的问题。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监察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党的执政权延伸出来的政治权力性质的监察权,这种监察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党管干部原则;另一部分是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的国家监察权,这种监察权需要纳入由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以及法律监督权的运行秩序中。基于监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在组织领导体制上虽然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对同级人大负责,但在具体运行机制上不需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而应向上级监察机构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结构,而是通过抓住党员干部及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这条主线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体系中各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人事监督权,从而构成反腐败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机制的运行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创制的中国特色监察权不仅可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权,而且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运行效果,形成反腐败工作的新格局。     

区块链赋能权力监督模式创新

区块链作为全新的去中心化基础架构的分布式存储系统，为推进权力监督模式创新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区块链技术深度契合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价值理念，良性贴合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属性，精准拟合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技术诉求。从“弱关系”到“强连接”、从“多中心”到“去中心”、从“高投入”到“低成本”、从“碎片化”到“一致性”，区块链技术在监督环境再造、监督方式改进、监督模式优化、监督效能提升方面功能表现卓著。面对“监督上链”的落地梗阻、感知局限、潜在风险等现实挑战，可以从集成新兴技术、确立信任机制、构建平台组织等方面予以突破，提升“监督上链”的工具兼容性，提升“监督上链”的结构开放度，促进“监督上链”的机制多元化。     

预防与控制高校权力异化问题研究

在高等教育调整和高校转型发展的时期,高校权力出现了异化现象,即行政权力的扩张、学术权力的退化和高校权力的商品化等.从干部监督的角度来看,高校干部监督工作的泛化和“共同体”建设的缺失,是加剧高校权力异化的原因.因此,应当从完善高校干部监督的结构入手,来完善他律监督,以制度建设对在监督对象进行分类监督,以防止高校权力性质的异化;要完善自律监督,以“共同体”的道德伦理建设,防止高校权力异化的利益驱动.     

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角色定位、作用机制与路径建议

审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国家审计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有经济监督者、鉴证评价者、风险预警者、权力制衡者四重角色功能。从“揭示——应对——防范”的逻辑视角看,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发挥,依托“查病”端排查、抽查机制和揭示机制发现问题、“治病”端应对机制和控制机制解决问题、“防病”端威慑机制和预警机制防范问题,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经济监督、鉴证评价、风险预警以及权力制衡。据此提出加大乡村振兴国家审计监督力度、推进乡村振兴国家审计全过程公开、加快乡村振兴国家审计数字化建设、构建乡村振兴国家审计评价体系等优化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行政权检察监督的三种模式

检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使直面行政权的法律监督成为检察工作新的制度基点。目前,行政权检察监督在我国呈现出三种模式并存的基本格局。依托检察建议的“建议型监督”模式不具有强制力,该柔性工作方式是由其运作机理和制约实质决定的。倚赖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型监督”模式增强了监督刚性,却也暴露出源自诉讼性质和对抗构造的深层困境。以圆桌会议为载体的“协商型监督”模式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法治效果,但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其完整样态、法律定位以及整改承诺的法源属性。这三种彼此独立、又相互联动的监督模式能形成有序衔接的多层次、一体化行政权检察监督体系,呈现出以简案建议、繁案协商为基本架构的监督常态,并将诉诸法庭、提起诉讼作为最后武器。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从碎片到整合: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

当前社区治理出现了“碎片化运行”困境,迫切需要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推进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满足广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结构—功能—关系”为理论维度,可以构建一个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逻辑。区块链作为一种底层信息技术,对于解决“碎片化运行”困境,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是解决社区治理结构性、功能性和关系性“问题簇”的“契合纽”。基于此,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路径包括：一是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促进权力均衡配置与多中心协作共治;二是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提升社区治理的整体性效能;三是塑造睦邻互信文化,构建全员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比较优势、潜在风险与调适机制——基于乡村治理的分析视角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是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革新尝试,通过政党向下嵌入、权力并轨运行、治理信息对称的方式,为乡村治理输送外源动力、提升运行绩效和实现利益共享,在总体上顺应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在政策设计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但也在实践运行中面临着民主空间受到挤压、权力规约难度加大、公共服务供给错位等潜在风险。因此,深入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要以长效机制建设为根本抓手,从统合机制、规约机制、民主机制和吸纳机制上进行动态调适,促使这一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最优化乡村治理效能。     

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村务监督是贯穿于村庄治理运作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后陈村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村的要求,在政府推动下率先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1)推进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2)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3)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4)创新了监督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导入和运作,明显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改善.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村务监督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形变.     

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实践现状、功能定位与制度设计

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监督体系已经具备了多元共治的基本形态,但“并行式”的审查具有较大的分散性,面临着单一主体审查能力不足和多元主体审查存在潜在冲突的现实困境。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的建构,一方面能够通过多元主体间的有效互动,提供“个体借力”的稳定渠道,从而提高各主体独立审查的能力和实效;另一方面借由信息和专业优势的整合,增强协同效力形成监督合力,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发力”功能。在维护法制统一的目标统合、共识型纠错模式的现实需求以及权力协同监督的运行逻辑下,衔接联动机制成为审查监督体系良性运转的关键装置。进一步,应确立并完善移送审查、沟通会商、联席会议和研讨培训等制度,以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     

公共参与视角下的生态治理现代化转型

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顺应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恶化、公民环保意识不断觉醒的大背景下,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大趋势.与传统的生态管理体制不同,“生态治理”强调更多的是生态建设目标从单一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四位一体”方向转变;生态建设模式从行政主导向合作共治转变;生态建设手段从刚性命令式向柔性协商式转变.公众参与的理念、方式和路径对于中国在处理可持续发展和进行大国治理等难题方面开辟了一种新的视野,是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以环保公共参与为突破口推进生态治理转型,需努力构建实现治理结构、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和功能水平等方面的科学布局合理配置,从而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福祉、推动生态文明发展.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日常风险治理的安全网与结构洞——基于天津港8.12事故的案例分析

现代社会系统复杂程度高，蕴含着多重安全风险。人们通过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构建了安全防护网络以确保系统的正常与高效运转。目前的安全防护网络具有结构立体性、功能复合性和机制联动性等特征，风险治理效果尚可。天津港事故却暴露出现有安全防护网依然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漏洞。这表现在：该风险防控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治理“黑箱”，各子系统间存在着功能性（机制）联结缺失，综合风险预警和防范存在“缺环”和“断链”现象，导致安全监管信息孤岛效应和日常治理效力的递减。缺少了制度和机制的有效约束，有关组织和个体的风险治理能力急剧下降，安全责任意识由淡化变为故意，风险治理的行动由努力减缓转为刻意放纵与违规。最终，安全防护网被彻底洞穿，酿成特别重大灾难事故。只有从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行上系统化地“查缺补漏”，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的特别性与法构造

提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的特别性,不仅是阐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之特别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加强其法构造的逻辑前提。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更具封闭性、执行机关更强调基层党组织统领作用、监督机关更注重外部机构介入,呈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特别性;章程内容等民主决策事项多受强制规则干预,导致成员自治空间较为有限,凸显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制的特别性。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法构造,宜禁止集体股代表与非本集体成员股东成为治理机关的组成人员、健全内外监督机关的分工合作。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制的法构造,应当平衡章程自治与法定限制、明确瑕疵决议的内外部效力规则、完善治理积分制促进“三治融合”。     

从管理到服务:乡村社会治理思路的创造性转换——以浙江省上虞市谢塘镇“四不出村”工作法为分析个案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化和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实现从管制型到服务型村民自治机制的转换,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变革的重要取向.上虞市谢塘镇“四不出村”工作法在提升村级自治组织的服务功能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结合实地调研,本文对“四不出村”工作法的缘起、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工作创新和运作绩效等方面作了初步分析,并对服务型村民自治机制构建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的共生与调适——兼论浙江树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高校要和谐,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必须有效协调政治领导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管理权力这四种权力的关系.浙江树人大学"一元制"的权力结构、统一高效的决策机制、高度融合的管理机构、凸显学术的治校原则以及民主完善的内部监管机制,初步构建了一个新颖、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了学校又好又快地发展.     

论新型城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路径相同、功能一致、千城“一面孔”、管理“一刀切”一直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顽症.当前全国范围内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必须正确处理好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从城市发展机制理论来看,有“需求指向”型与“供给基础”型;从城市发展功能定位来看,有“综合全能型”与“人居人文型”;从城市与人口供养关系来看,有“人养型”与“养人型”;从城市发展路径来看,有“土地扩张型”与“人口吸纳型”;从城市人口规模来看,有“建制镇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与“特大城市”.上述各类城市均有自身的长短优劣以及适合自身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各地应当因地制宜地选择城镇化发展道路,最后殊途同归: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