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越南古代七律诗初探

越南是东亚汉字文化圈中最早接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国家,也是在各方面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汉诗在古代越南长期流行并且达到较高的写作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古代越南各种体裁的汉诗创作中,以七律诗写得最为出色.越南汉诗中的七律,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艺术表现力强,达到了较为成熟和完美的程度.在东亚汉诗共同繁荣的背景下,本文观察和辨析越南汉诗中的七律体一花独秀现象,有利于凸显越南汉诗的特点,揭开古代越南汉诗发展的要因,并展现出越南汉诗创作的艺术特色.     

崔致远汉诗创作与唐代社会书写

崔致远是朝鲜公认的汉文学鼻祖,也是朝鲜统一新罗和唐代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在唐期间,崔致远创作了不少赠酬诗、送别诗、纪德诗、述怀诗,记录他的生活和交游,并以此抒情写意。同时,他的汉诗还描绘了唐代社会的拜见礼仪、请托行卷、江南风俗、社会战乱以及名胜美景。崔致远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唐代社会画卷以及中朝文人交流的场景,也表达了其中国情结,至今仍有历史与文化价值。     

韩国古代汉诗"长安形象"中的中国认识源流蠡论

长安形象因其政治属性与汉文文学特色成为韩国古代汉诗文学中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地位"的文学符号,长安形象在新罗汉诗中的出现,高丽朝和朝鲜朝文学中的接受与再创作过程,映射出经历唐宋狂热崇拜、金元憎恶交流、明代亲善认同、清代憎恶交流等发展阶段,反映了韩国古代文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其中蕴含着国家民族主体间性文化交流、文学语言主体间性意象审美的双重规律.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论《皇华集》诗赋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分别建立于公元1368年和1392年的中国明王朝和朝鲜李氏王朝在历史上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为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皇华集》中的诗赋创作继承并发扬了古老的诗赋外交传统;拓展了古代文人诗歌酬唱的领域;在其他方面也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兴灭继绝”与“以夷制夷”——试述传统政治文化对晚清东亚外交的影响

依照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影响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理论,前者对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影响.施政惯例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各国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是为各国外交行为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相关的策略资源.在晚清的东亚外交活动中,统治者充分运用了"兴灭继绝"和"以夷制夷"这两个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色的施政惯例,以此促进了规复琉球和劝导朝鲜主动开国这两项政策的制定,并对相关外交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蔡济恭汉诗意象与中国文化之关联——以儒、释、道思想为主

朝鲜朝后期宰相文人蔡济恭的汉诗作品“意象”纳用具有儒、释、道思想融合的意象,构成了作品的“意境”美.从“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方面来详细解读蔡济恭作品,体味其“意象”的情感表达以及其汉诗创作所独有的“雄伟杰出,大家手笔”之魅力,可以有效表现其汉诗作品思想内容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冷战后朝鲜内政与外交的重大变化与前景展望

朝鲜是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执政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苏东剧变后,朝鲜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内有经济困难,外有美国高压、南朝促变的巨大压力.但是,2200多万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世界之交,朝鲜内政与外交出现新变化.国际上的一些媒体认为,这是朝鲜即将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后尘、推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先兆",有的甚至还列了具体的时间表,近年来朝鲜内政与外交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朝鲜不久将有重大的改革举措?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些回答.     

宝塔诗在现代诗学视野中的文体价值

宝塔诗是中国古代汉诗中最富有图象感的诗 ,自隋唐出现后经久不衰 ,受到了诗人 ,特别是生活在民间重视诗的娱乐游戏功能的文人的青睐 ,成为对形式单调、格律谨严、功能单一的格律诗体的必要补充 ,还影响了现代汉诗的形体建设。宝塔诗起源于人的创造天性和文体自身的更新潜能 ,具有特殊的文体价值和文化意味 ,不仅能够通过超语义的方式更好地表情达意 ,自身还具有特别形象的建筑美 ,还有助于诗人的创造性思维的发挥。     

穿越中西方象征诗林的"鵩鸟"与"OWL"——《鵩鸟赋》与《猫头鹰与夜莺》中的"猫头鹰"意象之比较

文章对中国西汉贾谊的<鵩鸟贼>与中世纪英国匿名诗人的中古英语代表性辩论诗<猫头鹰与夜莺>中的"猫头鹰"意象作了深入比较,对诗赋中的"猫头鹰"意象的文化原型与象征意蕴、文化耦合与文化差异及文化传播与中西对话进行了跨文化解读,批判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     

日本汉诗引用《诗经》的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推崇《诗经》,常用《诗经》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词、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汉诗引用《诗经》形式的多样性显现出,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日本汉诗引用《诗经》时不仅重视继承《诗经》所蕴含的文学灵性,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现出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继承。这种学中有创的引用《诗经》的方式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丰富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诗经》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和”文化与中国外交“促和观”的理念与实践

"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的"和"文化可以启发我们提出外交理念上的"促和观"。中国外交"促和观"包括经济、文化、安全、外交等方面的要素,具有独特性、包容性、时代性、价值取向与实践的一致性等特征。中国外交"促和观"的实践指向,体现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促进全球治理以及实现伟大"中国梦"。     

文化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发出了不良言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傲慢论"等歪曲中国发展模式的论调甚嚣尘上,并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出现新的内容。打造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通过文化交流引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理解,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对和平发展的中国意义重大。文章通过回顾中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历程,理清了中国文化外交的成果,同时分析了中国文化外交发展中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必须评估文化外交战略资源,做好战略分层,充分运用中国文化资源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结合中国整体外交布局,构建系统的文化外交战略。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一词历来是理解政府目标和政策的关键,每个政府在面对他国的情况下都要为维护和增强本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1](P70)。积极参与第二次朝鲜核危机的国际管理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因为对2002年10月以来爆发的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中国突破常规,采取了积极介入姿态,发起并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朝鲜半岛无核化作出了积极的外交努力。文章试图就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的中国国家利益进行简要分析。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