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

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傅斯年另辟蹊径,提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氏的"造社会"论揭示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并不清晰,社团实践亦存在根本缺陷,"造社会"可谓正本清源。五四前后亦有不少人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但如傅斯年那样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五四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应有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事业被社会革命所压倒,一度中断。故五四之际傅斯年的"造社会"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讨论社会建设问题的起点。     

五四前后激进主义思潮演进的语文学观察

五四前后,在"汉字革命"这一特殊领域,"激进"实现了从"态度"到"主义"的历史演变。实践上,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压力产生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了激进主义产生的双重引擎;理论上,科学主义、进化主义、工具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等,成为了激进主义断章取义的理论基石。而在演变路上,"激进"也由对待语言文字单一对象的激烈否定,向儒道乃至整个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否定,呈现出一种内容泛化、运动加速的趋势。一旦激进文化获得了系统化理论化飞跃,其中偏执者甚至可能将其上升为一种对待所有事物的行为哲学。本文力图从语文学角度,观察与审视现代激进主义思潮的兴替历史及其复杂成因。     

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作用

要创建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具备其赖以创党的客观历史条件.为解决"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三大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潮勃兴中脱颖而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营造了社会舆论基础;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构筑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的、指导思想和"以俄为师",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怎样建党"的根本问题.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历史必然性.     

"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是综合、复杂的它一方面赋予此期女性创作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规定了女性问题提出的限度.     

五四社团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地位的确立

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盛行,马克思主义被夹杂在其中,与之同潮共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载体,就是各地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立的形形色色的社团。每个社团都是不同思想的实践者,其实践的结果就是不同思想进行比较、鉴别和争鸣的最后分晓。科学者昌,谬误者亡,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各种社团争鸣、比较和鉴别的结果,科学思想相争而兴。     

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资源最为丰富,是"个人的崛起"的时代,受到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大思潮影响,其人生观和自我观发生重大的转型,快乐主义取代德性主义成为人生之善,利己主义也获得了价值上的正当性。虽然从清末民初开始,物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有日益弥漫之趋势,但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占据思想上的主流。相反地,另一种源自中国传统的"大我小我"论,经过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发掘与提升,成为普遍的自我观。"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传统,尽管与西方的"权利个人"大异其趣,但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另一种现代性。     

李大钊与新民学会

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伟大历史时期，李大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中杰出的群众领袖，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拓荒者，对五四时期出现的大批进步社团给予了热情关怀和积极支持，对引导一代青年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作出了伟大贡献。对新民学会的关心和影响，就是突出的一例。新民学会从1918年4月成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停止其活动，在学会存在和开展活动的这段时间，正是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酝酿建党的准备时期，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伟大历史…     

瞿秋白与五四理想的终结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从武装夺取政权到党的组织建设理论,从农民暴动、建立农村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革命纲领,瞿秋白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基本的方针.从现代思想史的角度看,瞿秋白把五四时期思想革命改变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革命,标志着以和平理性为标志的五四理想的终结.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五四"人学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人学观念的建立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学观念的倡导为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营造了必要的社会氛围,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为人学观念的深化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不过,围绕人性抒写和社会改良等问题,自由主义文学在与革命文学展开多次论争之后,也因远离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而遭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不得不溢出个体信仰层面,承担群体使命和社会责任。     

诸众政治的逻辑脉络——以安东尼奥·奈格里为中心线索

诸众政治建基于以差异性和创构性为核心的内在性思潮,也与生命政治和阶级构成的理论视域密切相关.诸众之内涵意指绝对的内在性、个殊性的聚合整体和本体性的创构力量,既指向与司法主义一主权权力和阶级本体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又积极创建共产主义和激进民主的后社会主义解放理论.因其根基拘泥于后现代的平滑政治学,它过度简化了政治过程的复杂性,无法充分说明政治的逻辑,只能通向乌托邦情怀的政治实践和英雄式暴力的革命神话.     

多元文化主义与“少数话语”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主旨在于探究如何建立多元群体之间的平等宽容关系的论述。每个?同的多元文化社会都有可能产生?同的"多元文化主义",每个不同的社群有可能提出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多元文化主义"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意义。但这并不是说"多元文化主义"就是不容置疑的理论思潮和文化政策,它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知识界的深入反思和批判。美国文学批评界已经出现了一种旨在恢复被主流社会压制或驱逐到边缘社群的"边缘文本"的社会文化位置的"少数话语"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少数话语"理论可以视为接合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的革命的"多元文化主义"。     

辛亥革命时期“主义”共生现象探析

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大思想系统在欧洲的先后形成,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但在中国形成思潮却是同时发端干辛亥革命时期的短短几年间。这三大主义各自分出不少流派,形成前所未有的新型思潮涌动格局。不过这时主义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出现五四以后那样彼此分庭抗礼、互相否定的激烈斗争状况,而是呈现出各种主义大体和谐共生的态势。三民主义实系革命者对于三大主义蜂起于中国之反映,它既是革命领袖着意创造的革命原理,更是革命志士尽力结合热心干各种主义的知识精英和感召社会民众之策略,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属性。     

改造民主:抗战时期"三三制"选举的革命面像

"三三制"原则回应了现代革命的民主诉求,这一原则的革命意义还在于将自由主义追求的个体权利平等转化为革命政党追求的党派与阶级平等.梳理相关史料可以看出,完善"三三制"选举的过程即是政党改造民主的过程.在革命语境下,中共通过中间分子的"物色",选区的调整,原则实现形式的灵活性与政党领导的间接性等来塑造民主,巩固革命政权.至此,"三三制"原则成为革命政党改造民主,动员民众的工具.     

近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本文在对近年来有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应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关,是真正中国的文学现象;它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股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的一种"中国式"概括;"五四"没有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思潮,它形成于与左翼文学论争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有一种极力拔高乃至全盘肯定的倾向,为给其以公正评价,本文分析了其无可逃避的逻辑悖论性.     

眼光向下的革命:五四时期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及影响——基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视角

五四时期,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平民教育运动蓬勃兴起,探其原因则关键在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庶民主义"民主"观的生成以及"主义"学说的泛滥而导致注重"实行"的凸显。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一运动却呈现出由平民教育运动向工农教育运动转变的发展走向,并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和实践、"祖宗革命"等学说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均对家族组织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种种社会变革,江西的家族组织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它们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既借助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族内整合,又利用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寻求外部发展,从而导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从属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他在五四时期结束沉默,加入新文化人的启蒙呐喊,不是对早年立人思想的回复,而是对新的启蒙课题的重新认同,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     

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侧重进化论的介绍,吸收进化论思想,以此观照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以服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文化身份不同,在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上也存在着差异.立足于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的科学观,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存在"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实际上有忽视具体历史语境,机械类比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