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创新吗？——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商帮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聚合了社会关系网络和富含儒韵商道的丰富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水平、缓解企业代理冲突、降低专利侵权风险,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基于2010—2017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以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商帮文化起源地的地理邻近性来度量商帮文化,考察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商帮文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即地域内商帮文化越浓厚,企业的创新产出越高。这一结论在利用省域三级以上河流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企业迁址事件作为冲击进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商帮文化与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功能;同时,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商帮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R&D投资与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家冒险倾向和学历水平的影响——基于深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和高阶理论,以沪深两市中小企业板51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模型对R&D投资、公司创新绩效、企业家冒险倾向和学历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从产权属性视角对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分组研究。全样本研究结果表明,R&D投资强度、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公司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家冒险倾向是R&D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关系的半调节变量,正向调节R&D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高学历企业家的理性冒险倾向对R&D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强。分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冒险倾向、学历水平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对深层次认识R&D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作用机理提供重要的实证依据,对正确认识企业家冒险倾向这一心理偏好对于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管理者的聘任决策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参与社会创新对其财务绩效正向协同效应分析——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企业应当如何在利润和社会创新之间取得平衡?研究表明,破解之道在于企业整合战略、创新与社会需求,通过参与社会创新,创造共享价值.文章基于文献回顾,企业参与社会创新被视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全新模式,并尝试将此种努力加以量化;同时,以2007-2019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的努力是否与其财务绩效存在着关联.结果表明,财务绩效越好,社会创新投入也越多;社会创新投入越多,其财务绩效也越佳.不过,此种正向协同效应往往滞后2-3年才能显现出来;并给出相应结论与启示.     

数字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知识来源视角

中国数字经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其飞速发展有效降低了知识获取成本,促进了信息快速流通。为了科学准确地刻画企业知识来源,文章利用丰富的专利数据,从知识来源广度、地理范围等维度构建了知识来源指标。结合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变革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知识来源的视角探讨了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变革显著并稳健地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在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知识来源在数字化变革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化变革能够通过拓展知识来源的IPC广度与地理范围、促进跨国知识转移与研发合作、提升科学关联度等方式,最终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相比于其他类型企业,数字化变革对高知识存量、大规模、低融资约束以及高竞争行业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激励效应。本研究从知识来源视角为数字化变革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解释与经验证据,对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融结合对国有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及机制研究——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产融结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产融结合初期降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场绩效,其负面影响在产融结合一定时期后减弱;产融结合通过增加国有上市公司合规风险这一机制影响企业绩效;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发挥独立董事作用、配置具有金融从业背景的高管,能够弱化和改善产融结合对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     

风险投资提升企业价值了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2010—2014年在中国A股市场首发上市的825家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可得出结论:风险投资的参与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企业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其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成长性;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持股份额、持股时长对企业价值均无影响,但持股份额能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风险投资机构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认证作用,也未发挥提供增值服务的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发展尚不成熟,专业能力与经验相对欠缺,现有盈利模式的局限和追求短期利润的动机,导致其持股时间短,难以实现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培育。     

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声誉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依托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回归方法对2009-2011年间311家A股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声誉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表现已呈现出了积极变化的趋势,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声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考虑到行业属性,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依然存在,但显著性会随着行业社会责任关注度的降低而减弱。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创新了吗？——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采用新技术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而产业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深入考察了产业融合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业融合有助于数字化转型发挥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技术溢出三种渠道影响企业创新,产业融合可以加强这三种渠道的机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应不显著,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效应显著为正;与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效应更强。企业创新要重视产业融合的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制造业基本盘的压舱石作用。     

控制权转移真的改善了企业绩效吗?——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的高管变更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现象,对此进行研究后发现:控制权转移后总体上并没有提高公司业绩.尽管控制权转移后第一年内提高了公司业绩,但实际上是高管变更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的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另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在控制权转移后第一年呈倒U型关系,但不显著;第二年呈U型关系,而高管变更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家族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多元化经营、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中国A股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行为的视角,研究了家族控制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水平低的现阶段,家族大股东通过金字塔持股等方式实现了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使其有动机也有机会通过多元化经营侵占少数股东的利益;在要素市场尚未完全发育的条件下,虽然多元化经营对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总体看家族大股东侵占产生的代理成本大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企业集团成员公司的绩效与多元化经营负相关。     

薪酬差距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差距对公司高管和员工工作努力程度具有不同激励效应,进而影响公司产品和服务质量,并对商业信用融资活动产生影响。文章选取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外部行业基准和内部垂直相对薪酬差距两方面实证检验高管团队、高管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差距将通过公司员工离职路径对公司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产生影响。文章选取公司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司内部产权性质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本研究为中国政府部门制定并颁布薪酬激励和商业信用融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公司管理层构建薪酬激励机制、合理确定薪酬差距提供数据支持和经验证据。     

社会资本、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证据

本文通过对2004～2006年沪市210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政治网络、经营网络和学校网络进行赋值,将其社会资本予以量化。我们将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引入模型,检验社会资本与市场化改革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1)用政治网络度量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2)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逐渐减弱;(3)企业家政治网络对企业绩效作用的影响高于经营网络和校友网络。     

高管技术经历与企业创新质量: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11—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CEO技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CEO技术经历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质量,体现在创新成果突破性、原创性和价值性的提高上。细分CEO技术经历后发现,技术经历的层次越高,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强;相比本土技术经历,海外技术经历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相比非学术技术经历,学术技术经历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CEO技术经历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比非国有企业更强,CEO技术经历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为企业构建“技术型领导力”和政府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政治关系、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政治关系、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分组后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无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支持基于政治动机的民营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无关的假设,表明有政治关系民营企业通过捐赠这一显性"租金",来建立和维护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以换取其它经济利益。研究结果意味着,在民营企业捐赠中,政府的影响削弱了捐赠经济后果,不利于我国慈善事业长远健康发展。     

公允价值分层计量对上市公司信息风险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随着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决策有用性在财务报告框架和具体准则制定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对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权衡,成为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基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视角,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公允价值分层计量与上市公司信息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按第一、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组合的信息风险逐层递增;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了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的信息风险,且公允价值计量信息的可靠性越差,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越能够有效地降低其信息风险,但对于负债项目来说,并没有起到显著降低信息风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