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盐政专商制的危机与改革

盐政是清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了获取高额收入,清政府特许商人从事食盐专卖,以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实际上是官府与盐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专商制度的建立,使清代盐政保持了一段长时期的稳定.在清代前期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利用这个制度,获取了高额的盐税收入,但是嘉庆以后,随着清王朝“盛世”的结束,盐政的稳定局面也发生动摇.各种弊端由潜伏转而恶性发作,终于导致严重的盐政危机.清代中期的盐政危机,主要表现在课款拖欠,引盐滞销与盐商破产.引盐滞销,课税拖欠已是各     

清代国家生息资本--盐业帑本考

清代,特别是清前期,各地盐商凭借清王朝政府授予的特权,垄断了食盐的运销,借此获取高额的利润.同时,清政府又通过种种手段,对盐商们进行额外盘剥.清政府除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盐业利税获取财富以外,还尽力利用盐业帑本这种国家生息资本榨取盐商,获得强制性的高利贷收入--帑息.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异态与常态之间：光绪初期规复淮盐旧制中的江鄂川之争

清代盐政制度中,两湖地区是淮盐的重要引地,其财政和民食意义非同一般.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淮盐西运受阻,朝廷暂准川盐济楚,鄂省财政由此得益,形成盐政制度中的异态.战后,江督曾国藩着手规复淮盐引岸常态,有一定进展.沈葆桢接任两江总督后,竭力禁川复淮,却遭到川、楚势力的联合抵制,部臣与其他疆吏也卷入其中,争议不断升级,形成对峙势态.禁川复淮一案不仅反映了晚清省际之间、外省与中央之间的政治较量和利益纠葛,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清制度由临时异态规复到原有常态过程时的纠葛态势.     

盐利、官员考核与地方军饷——正统年间福建泉州盐课折米机制研究

明初，泉州盐课为本色盐，作为盐课缴纳盐场的食盐主要借助“开中法”，由盐商运销，但因官盐运销成本高、利润低，盐商不愿报中，导致泉州盐课积压严重。福建相关官员为了避免盐课亏折阻滞仕途，于正统三年制定了让盐商在福建境内各盐场搭配支取盐引的政策。不过，新法不仅没有解决泉州食盐运销的实际问题，而且加重盐商运盐成本，难以真正缓解食盐积压现象。正统八年，在福建沿海卫所粮仓管理体制改变、卫所缺粮的情况下，新获得管理权的福建布政司官员奏准了浔美、〖HT5，6K〗氵〖KG-*2〗丙〖HT5K〗州、浯州三场盐课折米，盐折米充当卫所官兵的月粮。该法一箭双雕，既为地方卫所军饷提供稳定来源，又消除了官员盐课考核之困扰。正统年间泉州盐课折米涉及盐商利益与官员仕途，是开中法实际运行状况、地方军政演变和官员考核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代两淮运学倡设中的盐商地位变迁

明中叶以降,两淮盐商子弟遭遇异地科考困境.为此,两淮山陕籍盐商、徽籍盐商合力多次通过盐场官员奏请创建盐场运学来解决这个问题,虽一再被朝廷否决,但终于万历十三年以山陕籍盐商子弟可凭“商籍”异地科考而获部分解决.未沾优惠的徽籍盐商被迫继续向明朝廷吁请创建运学,但因此举已不符实力强大的山陕籍盐商利益而遭遇掣肘,最终两淮运学即使在得到崇祯皇帝允可情况下仍不免创建未果.明代两淮运学倡设始末反映出两淮盐商在实力和地位上的两方面变化:一是明中叶以降,两淮盐商因整体实力的增强而使其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提升,最终促使明廷出台举措解决其子弟异地科考问题;一是明代淮扬地区的盐商界是由山陕商人为主导的,尽管万历以后徽籍盐商实力大增,呈超越山陕籍盐商之势,但是,即便至明末山陕籍盐商在地位上仍不亚于徽籍盐商.     

唐代盐产考

唐代盐政对中晚唐历史进程影响巨大,而唐代盐产情况则是唐代盐政实施的自然物质基础。它对唐政府的盐利收入,盐政机构的设置,官盐行销区域的划分以及盐商、盐贩的地域构成等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唐代的食盐种类、盐场分布和食盐产量三个方面的梳理,以期时唐代盐产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从而推动唐代盐政研究的深化。     

清代四川的土地清丈与移民社会的发展

明末清初,受长时间战乱的影响,四川人口大量减少,清政府在四川实施了积极的移民政策.大量移民的到来,在恢复四川经济的同时,也与原有的土著居民因地权不清而屡屡发生矛盾.雍正六年的土地清丈对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这次清丈,确定了有清一代四川各州县的田赋及相应的赋率,保证了清政府在四川的财政收入,也为今后各种临时加派,如津贴、捐输提供了基础.其次,这次清丈为康熙初年以来近60年的移民招徕政策成果适时的做一总结.通过这次清丈,移民与土著之间、移民之间围绕地权的纠纷基本上得到解决,政府通过这一行动解决了移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关地权不清的现象.土地清丈是四川移民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从根源上解决了移民与土著及移民与移民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加速了移民社会的本地化进程.     

民国时期云南盐商、私盐与辑私关系探析

民国时期,云南存在着新、旧两类争利的盐商。这一时期云南省内私盐更是盛行,究其成因当与盐商的牟取暴利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辑私虽一直被政府所重视,然在官商勾结、商人与官兵勾结、商人与灶民的勾结下,名辑实保现象严重。     

鸦片种植与甘青社会经济互动(1928—1937)

民国时期,鸦片烟毒风行于西北,甘肃、青海两省皆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但1928年建省的青海严禁种烟,与邻省甘肃形成鲜明对照。在此背景下,大量甘肃鸦片被军阀和商人等运销青海,青海的大量余粮则销往甘肃,以弥补种烟挤占粮田所造成的巨额粮食空缺。同时,鸦片消耗了大量青壮劳动力,不少青海民众在收烟时节务工于陇原烟林。甘青两省在鸦片、粮食和劳动力上形成互通互补,构成省际社会经济互动的重要内容。     

明清山西盐商与茶商之比较

山西商帮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人集团,其经营的商品以盐、茶规模最大,两者均为官府严格控制的专卖商品,均能获得垄断利润,因而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盐商与茶商在兴起的时代背景、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衰落的原因等方面又有明显的相异处。本文就山西盐商和茶商之间的异同作一比较分析。     

论后科举之初学堂实官奖

清末废科举之后的数年间,施行学堂实官奖,学界只是在论及出身问题时有所触及,缺乏专题研究。学生实官奖方面,有陆军军官学堂、北洋高等巡警学堂等专业学堂,也有大学堂,以及留学生。教员、管理人员方面,除了奖励实官外,清末还尝试定章立制,将学堂教员认同为实官。捐资助学方面,为了吸纳社会资金,弥补不足,清政府推行实官奖,并主要针对捐巨资者,且多由地方督抚出面申请;奖实官之外,对降职官员捐输学务者也予以开复原官,即捐复;当然,相较于实官奖,学务捐输更多的是虚衔奖。在清政府实施学堂实官奖的过程中,不断有罢废实官奖的声音,宣统三年七月学堂实官奖寿终正寝。     

论明清时期的盐政变革

食盐税收占明清时期财赋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因而被政府以专卖形式牢牢控制。但从明到清榷盐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从新的视角分析了这种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又从盐商资本流向及与封建官府的各种利害关系，指出了盐政变革的局限性和循环性，并将这种特性归属到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循环圈中。     

国家干预与政商互信:20世纪30年代粮食运销中的合作与博弈

从1932年7、8月份开始,我国粮食价格持续下跌,农业经济陷入危机。南京国民政府由此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对粮食运销的管理和控制。民族资产阶级也希望通过国家干预使农业经济走向复苏,开始寻求与政府的合作。在政府贷购美麦的问题上,很多商界人士本来是反对的,但是由于看到政府表现出的合作姿态,他们的态度开始松动,希望参与到政府的经济行动中去。但事情的发展却让他们感到失望——政商之间缺乏相互监督和共同议事的有效机制,政府并不信任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想乘机夺取粮食运销的控制权。这种现象在“粮食运销局”和“农本局”成立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由此可见,在南京国民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或博弈中,政商互信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由于缺乏政商互信,应对经济危机的种种措施也就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     

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的发展

本文论述了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川盐经营打破封建束缚,“连樯东下”,入楚行销,并迅速夺取了两湖淮商世袭引界的广阔市场,清政府垄断食盐运销的榷盐制的堤防因而被冲垮。川盐济楚促进了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加剧了场区竞争、井灶分化,盐业大工场主迅速出现,盐业资本迅速高度集中,自贡盐都初步奠立,从而,开始了四川盐业生产发展的新时期。     

开中法的实施及其影响

本文分别就明代开中法前的盐政体制,开中法实施的条件及状况,以及开中法对明代盐政的主要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明代最初仿元代成制建有一套盐制,开中法即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开中法原有临时性质,由于明代特殊的边备形势,才被固定下来,成为明代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开中法的实施,对盐商及政府盐政管理体制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河南鄢陵令王明

明代嘉靖、万历间休宁汪良举，其家族几代在淮扬间做盐商，生意做得很大。汪良举入仕由于政绩卓著，升滇南白盐井提举，专管滇南盐务。其下属们都从商家那里想法多收一点，给汪良举进供，汪良举面对白花花的银子并不动心。笑着说：“近膏者润，盐务肥缺都能捞点。但是也就有一点不愿染指的人呢!”他下令杜绝这类馈送，让灶户们宽松地生产，让盐的运销趋向正常，对盐务做了一些改革。汪良举因为世代盐商出身，熟知盐课利病症结所在，不到数月，盐灶盐商们都为盐务的整治而十分高兴。后来汪良举卸任归里，行前囊中仅俸钱百余缗而已。     

清季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１５５３年，葡萄牙在广东地方官员的同意下，进入澳门贸易。从１５７３年起，葡萄牙商人每年向中国政府交纳五百两银的地租，取得了租居澳门的地位。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占领香港，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在这一形势下，葡萄牙企图步英国的后尘，要求清政府把澳门划归葡萄牙所有。当这无理要求被清政府拒绝之后，１８４５年，葡萄牙则无视中国领土主权，蛮横地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为葡萄牙海外省的一部分。随后便以武力封闭澳门的中国海关，驱逐海关人员，逼迫驻扎澳门的香山县丞撤离澳门，拒绝向清…     

区际级差收益转移:国家粮食安全的新视角

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分析,粮食是一国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公共产品.由于粮食安全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因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粮食生产极易出现偏好差异,这也是造成粮食供给短缺的体制性根源.近几年,我国实施的粮食直补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有效解决了粮食供给短缺难题,但由于忽略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利益的非均衡性,因而效率和公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从长期看,探索区际工农业级差收益转移机制,不仅有助于欠发达地区发挥后发优势,也有利于形成区域间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同时也可以长效地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近代中国海关制度变迁的解构和解释——基于制度职能定位与制度安排变迁的视角

从传统海关制度到新式海关制度的海关制度变迁历程,既是清政府与列强、中外商人的利益博弈,也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海关制度绩效的竞争.以任用外籍人员为表象的中国海关制度变迁是清政府稳健式增量改革的成果,是一种以强制性开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强制性体现于西方列强对地方政府的胁迫和不平等条约,造成海关制度变迁的殖民特征,使得新式海关制度长期履行异化的海关职能,代表着嵌入式内部规则的外国商人成为海关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而中国商人却处于失语状态.不过,中国政府在重新确定海关职能后,也积极改革海关,具有主导权.只有当中国政府完全认知现代海关职能并夺回海关制度制定权力之后,近代复杂的海关制度变迁才算告一段落.